消費者度假公寓內隔離,房價竟飆升10倍 

信息時報訊 (記者 成小珍 通訊員 粵消宣) 記者日前從廣東省消委會獲悉,1月20日~2月15日,全省消委會系統共處理涉及疫情相關投訴(下稱涉疫投訴)10188件,其中本期共解決5596件,為消費者挽回經濟損失404.9萬元。

疫情期間,口罩等防疫用品現“三無產品”?取消旅行出遊引發消費投訴?春節餐飲退訂糾紛多?省消委會公布了四起消費維權典型案例。據悉,對於春節期間受理的大量投訴,全省各級消委會已採取多種措施,积極響應、全力跟進。如進一步引導經營者依法經營,履行社會責任引導消費者科學消費,理性維權倡,導消費各方互相支持,攜手與共,合力應對疫情帶來的影響和困難。

典型案例

隔離人員在公寓隔離遭突然升價

案情簡介:消費者林女士一家五口是疫情發生地人員,於1月15日離開湖北省,1月23日~29日已入住沙扒鎮某度假公寓二房一廳的客房(154元/晚)。1月26日根據政府要求,消費者一家五口進行居家隔離,消費者於是繼續續租房間。但商家從1月31日起房費調整為1016元,是原來房費的近10倍,消費者認為不合理,與商家協商合理收取房費,商家拒絕讓消費者繼續入住。消費者投訴至陽西縣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要求商家繼續允許續租,併合理收取房費。

調解過程和結果:接到該投訴,陽西縣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立即組織工作人員到陽西縣沙扒所進行調解。1月29日,工作人員到陽西縣某度假公寓同時組織雙方進行調解。經調解,公寓老闆同意以1300元/月的價格出租兩房一廳給林女士,加上水電費和物業管理費,預計林女士最終要承擔的月租金為2000元/月。當天晚上,林女士告知陽西縣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工作人員已經交了1500元的租房押金,並順利入住該度假公寓。

商家不肯退年夜飯訂金

案情簡介:1月12日,消費者張女士在端州區某酒樓預訂了除夕年夜飯,並支付訂金300元。但近期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為避免人群聚集就餐,1月23日,張女士聯繫酒樓協商,要求取消年夜飯預訂,但遭到商家拒絕。

調解過程和結果:接訴后,肇慶市端州區消委會調解人員明確告知商家,廣東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可認定為不可抗力,據此,消費者可以不可抗力為由解除合同,要求經營者退還預付款。

經調解,商家最終同意退回張女士預付的300元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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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超八成酒店恢復營業 無接觸服務帶來新商機 

北京商報訊(記者 關子辰)隨着疫情的好轉,酒店行業也迎來了全面復工。3月2日,根據多家在線平台數據显示,不少酒店開始恢復營業。截至2月29日,全國大多數省份的酒店復工率已達80%,部分預訂平台上超過九成酒店恢復營業。就在酒店業逐漸復蘇的同時,客人對於酒店如何防控疫情也格外關注。在此情況下,不少酒店都推出了“無接觸服務”,如通過智能設備完成自助續住、退房等服務。在業內人士看來,疫情將倒逼酒店業的管理和服務快速向人工智能化發展,由此也將帶來新商機。

根據去哪兒網數據,目前廣州、深圳營業酒店數量已恢復到1月初水平,上海、成都等熱門城市恢復營業的酒店也超過95%。在過去的一周,酒店預訂量較前一周上漲34%,上海、廣州、成都、深圳、北京成為入住人數最多的城市,西安成為增長最快的城市。此外,根據攜程數據显示,截至上周,全國大多數省份酒店復工率已達80%。其中,安徽、浙江、廣西、湖南、山西酒店復工率超過95%,這其中商旅人士成出行主力人群,交通樞紐附近酒店成熱選。

自疫情發生以來,全國各地不少酒店選擇暫停營業,一些酒店即便開張,也僅維持在1%-3%左右的出租率。有酒店工作人員表示,如今隨着疫情的好轉,商旅需求也有所增加,酒店行業也在积極復工。

在企業陸續復工的同時,如何保證客人安心入住也成為酒店經營者的必修課。為此,不少酒店都推出了“放心住”“隔離房”等措施,一些平台還聯合酒店集團推出“酒店入住保障計劃”。據了解,首旅如家近期再次升級了“放心酒店”,並結合當下疫情防控形勢,推出了“放心餐”“放心行”“放心問診”“免費保險”等服務。此外,一些在線預訂平台還利用大數據、AI等技術手段,幫助客人獲取酒店安全信息。例如去哪兒對此還推出了覆蓋全國所有城市的“疫情雷達”功能,用戶可以通過該功能查看酒店所在城市新增病例、現有確診病例,以及酒店所在地周邊3公里內是否有確診病例等疫情。首旅如家酒店集團相關負責人也表示,旗下“放心酒店”已經上線,客人也可以根據目的地定位查詢已確診病例歷史位置,預測疫情傳播風險區域。據了解,目前僅攜程、去哪兒在全國就已有超10萬家酒店加入“安心住”行列。

華美酒店顧問機構首席知識官趙煥焱表示,在疫情防控下,客人首先考慮的是酒店入住衛生不衛生,防控措施做得如何,可見這些措施已成標配。在此情況下,“無接觸服務”也受到熱捧。北京商報記者梳理髮現,近日華住、首旅如家等酒店集團都推出了“無接觸服務”,部分酒店除了可以自助完成續住、退房等手續外,還提供機器人送物服務。據悉,疫情期間,華住集團要求旗下5700多家酒店推行智能化“無接觸服務”,同時,在這些設備使用過程中,酒店還需對“華掌柜”、送物機器人進行每小時一次的整體清潔消毒,確保無接觸設備的使用安全。

趙煥焱進一步分析,其實,疫情發生前,酒店業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經有所涉足,在疫情發生之後,更是促使酒店在“無接觸服務”和人工智能方面提速布局,這也將成為行業發展新趨勢。不過,酒店如果要大規模投入人工智能等設備,除了需要成熟的技術以外,還要有龐大的資金支持,所以企業上馬前應謹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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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團隊競逐懷柔城市客廳設計方案

  “公共活力環”設計沙盤。趙語涵攝

  本報訊(記者 趙語涵)以流暢線條連接各處功能區打造“科學之眼”,“生態客廳”融合“立體客廳”概念,在地塊中央打造造型搶眼的“公共活力環”……來自8家國際大師級團隊的設計方案正競逐懷柔科學城城市客廳項目。記者從懷柔科學城管委會獲悉,去年開展城市客廳項目國際徵集活動以來,目前已收到8家國際團隊提交的設計方案。近日,針對這8套方案首次進行了專家評審,後續還計劃向各界徵求設計方案的意見建議。

  為保障城市客廳項目的高品質落地,懷柔科學城城市客廳於去年年底發布公告,進行國際方案徵集。公告發布后國內外設計機構积極響應,有來自英、法、德、美、澳等1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33個設計團隊報名,經過資格預審,優選出8家全球知名設計機構參与科學城城市客廳項目設計工作。

  此次參与競標的8家設計團隊堪稱大師級別,曾設計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南非世界杯賽場――開普敦體育場等等。8套方案中各具亮點,有的方案提出富有科技感、未來感的“科學之眼”理念,以“眼”的形狀形成城市地標;有的方案引入“生態客廳”加“立體客廳”概念,通過雲狀屋頂下錯落的空中連廊和景觀平台相連,布局及造型有新意,符合國際化的定位和品質;還有的方案配合附近的高能同步輻射光源項目,同樣以圓形為主要設計理念,打造造型搶眼的“公共活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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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出讓6宗地塊吸金123.7億

揚子晚報訊(記者 張畢榮)3月25日,蘇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對6宗地塊組織進行公開網上掛牌出讓,這也是蘇州今年首次網上掛牌出讓地塊,6宗地塊溢價率全部超過10%,共吸金123.7億元。本次土拍吸引了包括旭輝、合景、正榮、金地、融創、金科、新城在內的眾多房企參与競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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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打造“芯健康”產品體系

近日,新城控股(601155.SH)杭州區域宣布,對下轄杭州、金華、德清、海鹽不同城市7個在售項目進行定向升配,從社區門禁、單元門禁、電梯等設備統一實現自動響應,打造“無接觸”歸家動線。

 疫情之下,安全健康成為置業者的升級需求。基於此,新城控股在產品端匹配客戶需求端的變化,全國各地的在售項目將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適度定向升配。

與此同時,新城控股住宅開發事業部客戶產品中心聯合市場營銷中心在深入調研、分析客戶購房需求變化的基礎上,對新城控股旗下項目進行增配升級,通過健康社區、健康住宅、健康服務三大板塊打造“芯健康”體系,從環境凈化到安全智能系統設置,從人性化細節關懷到健康服務等,契合購房者健康安居新需求。

同時,新城控股對部分在售項目的細節把控也在不斷升級。以杭州區域7個在售的項目為例,園區人行入口將由原來的“手動刷卡”調整為“人臉識別”,部分項目的地下大堂由“手動推門”調整為“藍牙感應自動開門”等,無論是人行動線還是車行動線,均可全程實現無接觸,有效保障衛生安全。

調整正是基於調研結果的分析。2月初,新城杭州區域客戶產品部和營銷管理部對杭州、金華、湖州、嘉興四個城市近萬名業主和意向客戶,進行了基於疫情影響的住房需求調研,約有62%的客戶表示,如果再次購房優先考慮居住舒適性;約43%的客戶表示更看重智能化的小區園區配套,如“無接觸”歸家等;約41%的客戶則更看重小區舒適的綠化景觀及運動配套。在調研的樣本中,餐客廳、衛生間這些空間的功能布局成為大家關注的重點。

針對疫情期間社區訪客管理困難的痛點,新城控股還通過APP訪客登記系統做好訪客登記,採用人臉識別、手機APP識別確認身份,控制人員出入;並結合社區門廳設置訪客區域,減少外來人員進出。突發情況下,小區入口還可臨時改造為清潔通道,增加成像測溫、霧化噴洒、紫外消毒等設施,確保社區內安全隔離,用科技做好社區安全守護的第一道防線。

不僅在室外公共區域用盡心思,對於室內空間,新城控股也根據實際需求着力深化人性化設計。以智能電梯為例,作為疫情期居家、辦公最易被感染的場所之一,新城控股打造無按鍵電梯轎廂,業主通過人臉識別即可授權樓層,智能呼梯;同時,電梯通風作為產品標配,並精選電梯消毒膠囊,改善轎廂內空氣品質。(許維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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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物管逆勢拿地 綠城規模化再上日程 

疫情特殊時期,在房企們紛紛處於“靜默”狀態時,近期綠城的“曝光率”卻直線上升,先是5天花費144億元在北京大規模補土儲,后又分拆旗下代建業務綠城管理謀求赴港上市。新年伊始,綠城的“大動作”可謂頻頻,低調蟄伏多年、品質立身的特長生,也正朝着全面發展的優等生而努力,錯過“黃金期”的綠城正在蓄勢尋求突破,規模增長再上日程。

動作連連

新年伊始,突如其來的疫情徹底打亂了原本的市場節奏,各房企一方面被迫“上線”自救,另一方面則擱淺了年前所制定的計劃“留糧”過冬。

在房企們紛紛處於“靜默”狀態時,綠城卻反其道而行之,逆勢拿下多宗地塊,“曝光率”直線上升。尤其是在北京土拍市場,綠城創下了近50%的最高溢價率,時隔一年再次把北京土拍推向了“競自持”,5天花費144億元可謂“壕”氣衝天。

中指研究院數據显示,2020年前兩個月,綠城中國在北京、杭州、成都、大連、溫州、天津等10個城市累計獲得13宗地塊,累計權益建築面積184萬平方米,權益投資額267.7億元,預估貨值585.6億元。其中,綠城中國在北京競得4宗地塊合計權益金額為162.8億元,佔比達60.8%。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綠城開年“大動作”頻頻,一方面加快了補土儲的腳步,另一方面也在謀劃分拆旗下代建業務“綠城管理”赴港上市。招股書显示,綠城管理是中國房地產市場最大的代建公司,2018年新訂總建築面積約為2240萬平方米,佔中國代建市場41.1%的市場份額,規模是第二大市場對手的兩倍以上。

綠城管理集團總經理李軍曾公開表示,“綠城管理上市一事,早在2017年便啟動,但隨後壽柏年清空綠城中國股份,為保證交易,公司暫停了綠城代建業務的上市。直到兩年之後,2019年7月,綠城管理上市計劃才被再次提出”。

歷時三年,綠城的代建業務終於走到了最為關鍵的一步,如果上市成功,綠城管理將成為中國代建第一股。不過分析認為,目前這個時間節點,資本市場是否會真正買單還存在疑問。綠城管理亦在招股書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導致在建或待建的代建項目暫停、人力及原材料短缺,而代建項目的建設、出售及交付延遲,將使公司的營運成本及開支增加,公司的經營性現金流或將在一定程度上承壓,2020年一季度財務數據或受影響。

錯過的“黃金期”

對於綠城,市場更多以“品質”來定義,而對於其規模則多抱以遺憾。2009年,綠城的銷售額僅次於萬科,在內地房企中排名第二。當年,綠城實現合同銷售額517.3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時過境遷,碧桂園、融創中國等紛紛舉起“高周轉”大旗,實現了規模上的擴張。而綠城卻沒能搭上“高周轉”的班車,錯過了規模擴大的機會,跌出第一梯隊。

2018年綠城不僅沒有完成年初定下的1600億元銷售目標,增幅也創下近三年最低。2018年財報显示,綠城2018年累計取得合同銷售額1564億元,未能完成年初定下的1600億元的銷售目標,與2017年相比僅增長了6.9%;而2016年和2017年的銷售額同比增幅分別為58.4%和28.4%。

2019年綠城銷售額首次突破2000億元大關,全年為2018億元,但其與萬科的差距已從之前的116.9億元擴大到4290億元。

除規模增長上的不如意,綠城的土儲也一直被外界所詬病。2018年綠城總土儲建築面積為3247萬平方米,相比之下,綠城一直想對標的中海約有9144萬平方米、華潤約有5957萬平方米。

存貨不足是制約綠城規模發展的關鍵,在錯過“黃金期”后,綠城的追趕之心顯得格外強烈。鑫房鏈高級副總裁侯宇光表示,雖然綠城2019年的銷售額不錯,但其土地儲備並不樂觀,低於同等規模的房企。尤其是在北京這一熱點城市,2019年綠城可謂“顆粒未收”,這也是今年開年綠城积極在北京拿地的原因。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綠城上次在北京拿地,還要追溯到2018年11月,而且還是共有產權房項目。一年多的空窗期,目前綠城僅有門頭溝的西山燕廬和石景山的西府海棠在售。

“無論是积極拿地補土儲,還是分拆旗下代建業務綠城管理赴港上市,都傳遞出綠城的發展戰略調整。”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分析稱,綠城管理上市成功后,將成為綠城集團旗下除了綠城中國、綠城服務之外的第三個上市平台,有利於綠城集團開拓更多的融資渠道,也能推動其對規模的追求。

規模化迫不及待

隨着中交的入主,全面“中交化”的綠城也將規模擺在了重要位置。

嚴躍進表示,中交的入主,是綠城擴張的動力和底氣。一方面中交對規模有較高要求,另一方面其也可以帶來較為寬鬆的融資空間。近期綠城先後發布了多筆融資信息,其中綠城於3月5日發行的14.3億元公司債,票面利率僅為3.19%。

作為資金密集型行業,融資的便利就意味着成長空間會更大,在房企們紛紛選擇謹慎行事之際,綠城的逆勢擴張似乎有跡可循。今年初,綠城中國在經營會議中提出,2020年擬達成新增投資貨值、銷售金額各2500億元的目標,再一次表現出對規模的渴望。

為緊密契合行業的發展趨勢,2019年初,綠城中國曾優化調整了公司組織架構,形成“雙十一”的組織架構。即集團內部架構調整為“7+4”:在集團七大中心外,新成立4個事業部(特色房產事業部、小鎮事業部、金融事業部、商管事業部)。子公司架構調整為“8+3”,即重資產板塊:小鎮集團(小鎮事業部)、浙江公司、北方公司(雄安公司)、華東公司(海外公司)、山東公司、西南公司、 華南公司、亞運村項目;輕資產板塊:管理集團、生活集團、科技集團。

一系列動作背後,綠城對規模的態度暴露無遺,而這也引發了外界對於其規模和品質之間的探究。作為房屋品質的“代言人”,會不會因為追求高規模指標而丟掉綠城苦心經營多年的高品質“標籤”?

在2019年初的業績會上,綠城管理層曾表示,“一般情況下,從拿地到銷售,按綠城原來的速度比較慢。我們在規劃設計上會投入很大的精力,反覆研磨產品。在新的大運營體系的管控下,我們各項周轉指標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意味着我們在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拿的項目基本上在2019年都可具備銷售條件”。

對於外界定義的“高周轉”,綠城則是以“水到渠成”來解釋。綠城中國方面回應稱,綠城回歸到“高周轉”的表述並不準確,在現金流充裕、財務穩健的基礎上,綠城中國正按照既定的戰略規劃進行公司經營,通過不斷提升產品品質和服務品質,加強核心競爭力,以實現公司的穩健、高質量發展。可以看出,對於下半場,綠城仍期許“質”和“量”協同發展。

綠城中國董事會主席張亞東曾公開表示,“給我們三年時間,一定會把各項指標調整好,成為行業優等生”。今年已經是三年計劃的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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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嚴守牢社區這道防線

  核心閱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區是疫情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關鍵防線,要推動防控資源和力量下沉,把社區這道防線守嚴守牢。

  多地靈活運用網格化管理,綜合調動黨員、網格員、志願者等力量,藉助大數據,構築起疫情防控的嚴密防線,推動企業有序復工復產。

  拉網式排查

  武漢712所社區分成11個片區,有效用好黨員、網格員、志願者等力量

  “這一個多月,我從來沒有在夜裡12點前睡過覺,住戶的電話接不完。”2月22日下午,在武漢市洪山區獅子山街712所社區,黨支部書記尚海玲跟記者說了不到10分鐘的話,就接了3個電話。

  尚海玲介紹,這個老舊社區是中國船舶712所的生活區,946戶居民中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多。

  社區總共只有10名工作人員,包括4名網格員。疫情暴發后,工作難度陡增,管理服務23個樓棟的居民很不容易。

  尚海玲介紹,社區先是依託712所組建了24人的黨員先鋒突擊隊,同時又招募了12名居民志願者組成疫情防控隊,然後將社區分成11個片區,每個片區由黨員和志願者組成一個服務小分隊,“每個網格變小了,有利於精準防控。”

  2月17日開始,武漢開展為期3天的拉網式大排查。19日晚,志願者在排查時發現一位女士是密切接觸者,為成功說服她前往集中隔離點觀察,尚海玲跟她談了3個多小時,還為她準備了生活用品和防護物資。

  從2月22日起,712所社區要求居民加強疫情防控,所有生活物資均由社區配送到戶,工作量一時倍增。好在團隊中有不少“能人”:志願者張海濤、劉薇夫婦在網上搭建了物資團購平台,由團隊總值班李浩帶人外出統一採買,然後黨員突擊隊和志願者分發到戶。“我們還在網上聯繫了各地捐贈‘愛心菜’的志願團隊,免費分發給每一戶居民。”尚海玲說。

  “現在,社區的疫情防控已進入比較順暢的時期,但仍不能掉以輕心。”尚海玲說,每天晚上睡覺時,她依舊會把手機放在床頭,並將音量調到最大。

  智能化防控

  青島西海岸新區推出“微網格”治理,引入視頻AI技術、“車輛疫查通”系統

  “上疃村187號,5人,電話××××,平安。”“哪來的親戚?”“雲南來的。”“等會給你電話。”“經核實,隔壁鄰村並未發現疑似病例,請大家放心。”

  這些天,青島西海岸新區網格員臧雪的手機上,8個“微網格”微信群每天都響不停,信息上報、疫情防控公告……臧雪都要第一時間答覆、最大努力解決。

  臧雪負責的網格里有兩個村――上疃村和大山張村,每個村又分別建立了4個“微網格”,每個“微網格”有100人左右。在疫情防控中,西海岸新區在原來“區―鎮街―社區/村居”三級社會治理體系基礎上,又推出第四級――“微網格”,保證戶戶都入群,事事有人管。

  “每個‘微網格’都有專門工作人員進行‘一對一’服務。對不太會用手機的老年人,則上門服務。”青島西海岸新區社會治理中心黨支部書記陳慶道介紹。

  在一些需要封閉管理的隔離區域,“‘視頻AI’人體感應技術”大顯身手。“我們在充分徵求被隔離居民意見基礎上,在周邊及被隔離戶門前安裝了14台全彩警戒攝像機,嵌入‘視頻AI’人體感應技術,實現隔離區域內人員進出‘智能’預警。”隱珠街道社會治理中心主任王紅介紹,通過該系統,網格員以及社區工作人員還能與被隔離人員“屏對屏”交流。此外,隱珠街道的33路高點AR高清攝像機和265路全彩警戒攝像機,已全部接入社會治理聯動指揮平台。

  在隱珠街道社會治理中心“城市態勢感知平台”上,記者看到,車輛一經過卡口,屏幕上就會显示該車是否去過高風險地區等信息。網格員朱玲告訴記者,這是因為平台鏈接了區社會治理中心的“車輛疫查通”系統。“我們還開發了手機端的APP,應用於全區1309個網格中,目前已累計排查車輛20餘萬輛。” 

  精細化服務

  天府新區成都管委會依託網格強化服務,幫助企業解決復工復產實際困難

  繞着成都興隆湖,潘城最近跑了不少遍。

  潘城是天府新區成都管委會新經濟局企業服務專員,對口負責轄區內的四川銳明智能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銳明公司)。他還是機關黨員突擊隊的一員,要參与街道社區的網格化摸排,整日連軸轉。

  “平常我們主要了解企業需求,負責園區企業和員工的服務。”潘城介紹,疫情期間,因為街道社區人員不足,他們加入到測體溫和宣講政策的工作中,重點做好網格化管理和服務。

  “老劉,這幾天消毒液什麼的還缺嗎?”來到銳明公司,潘城直奔主題。“不缺,你們幫忙反映后,問題很快就解決了”,銳明公司相關負責人劉曄見潘城來,趕緊招呼進門。

  這些天,劉曄和潘城打交道比往日更多了。“春節過後,公司海外需求很大,希望早日復工,潘城一直幫着張羅。”他告訴記者,自從2月初,潘城就開始和劉曄聯繫提交相關資料,又請防疫部門現場查驗防疫物資。2月14日,按照《成都科學城企事業單位復工指南》列明的要求復工備案后,銳明公司開始復工生產。

  依託“功能區+行業部門+街道屬地”分級分類的工作體系,再加上数字化復工信息申報和網格化人員摸排,天府新區防疫和復工工作進展順利。截至3月2日,已有2865家企業復工復產。

  如今企業可以線上報備復工信息,員工也可線上提交復工健康申請。潘城每天和局裡40多名同事針對部門對口負責的成都科學城開展線下摸排。他說,“現在進行的是第四輪網格化摸排,要巡查復工企業是否按要求進行日常防控,包括洗手、開會人員間隔和用餐等方面,還要了解企業復工后的困難需求。”

  《 人民日報 》( 2020年03月05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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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微循環如何打通(法治頭條・對話社會治理①)

  嘉賓: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鵬(左上圖)
  嘉賓: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竹陽街道檀木橋村黨支部書記羅森(右中圖)
  嘉賓:北京市海淀區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柳春英(左下圖)

  3月21日,江蘇常州鐘樓區永紅街道花園南村社區組織社工和民警探訪居家隔離的居民。
  史 康攝(人民視覺)

  在疫情防控中,我國社會治理的制度優勢得到了充分彰顯。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需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當前,社會治理領域有許多值得探討的話題:村(社區)作為社會治理的最前線,肩負的任務十分繁重,重心如何下移,力量如何下沉?基層幹部離群眾最近,身處服務群眾第一線,如何提高基層幹部法治素養,如何給基層幹部鬆綁減負?社會組織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一環,如何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完善群眾參与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是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強大助力,数字治理給社會治理帶來哪些機遇與挑戰,又將給我們呈現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為此,本報推出“對話社會治理”系列報道。本期圍繞村(社區)治理,邀請基層工作者、學者專家等,講做法、談經驗、說問題、提建議。

  ――編 者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村(社區)等基層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了基層基礎的重要性。村(社區)是基層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如何打牢村(社區)的治理之基,如何完善基層治理的體制機制,讓社會治理的末梢神經健康、微循環暢通?記者約請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鵬,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竹陽街道檀木橋村黨支部書記羅森,北京市海淀區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柳春英一同討論。

  各方面力量深度整合

  人不分你我

  事不分內外

  記者: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區承擔了大量工作,處理了很多瑣碎的問題矛盾,築牢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有一些社區工作者反映,社區也面臨力量不足、資源有限、多頭管理、責任過重等問題。如何推動各種資源和力量向基層傾斜、下沉?

  柳春英: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區小南庄社區是傳統的老舊小區,一共有居民1469戶,其中四成左右是租戶,服務、管理難度很大。近年來,海淀公安分局開展派出所警務工作改革,推動警力下沉,社區民警兼任居委會黨支部副書記,從過去“到社區”變為“在社區”,大大充實了社區綜合治理力量。

  比如,在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區民警王書祥和居委會幹部從春節開始就沒有休息過一天,一直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線。我們會同派出所社區警務團隊,廣泛發動黨員、物業、保安等各方面群防群治力量,開展小區封閉、敲門入戶、走訪排查、健康宣傳等工作。王書祥發揮社區民警“穿警服的副書記”作用,組織警務團隊擔當社區力量的“發動者”,防疫工作的“督導者”和突發情況的“處置者”,確保了社區疫情防控秩序穩定和各項防疫措施安全順利開展。

  從我們的工作實踐看,解決基層工作資源和力量不足等問題,要靠“上下牽動”“左右聯動”,充分整合各方面在基層的力量,形成服務社區、服務群眾的合力。目前,北京推廣了“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接訴即辦”工作機制,社區依靠這一機制解決了不少難題,其中不少都是像老舊小區停車難、違章建築拆遷這樣的“老大難”問題。

  我們感覺,在社區組織發動和服務管理上,僅僅靠社區組織的力量遠遠不夠,各方面力量要實現深度整合,人不分你我、事不分內外,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這樣就能將服務與管理很好地結合起來,切實提升群眾滿意度和獲得感。

  劉鵬:社區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反映出一些問題,比如社區幹部普遍工作強度大、心理壓力大、問責風險高,很多幹部都是“5+2”“白加黑”連軸轉。此外,一些地方將很多事務性工作交給社區完成,又缺乏創新手段和科學管理機制,基層幹部疲於應付各種檢查、督查,沒有精力為百姓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個性化服務,導致社區工作懸浮於群眾需求之上的問題,像“填表抗疫”“材料抗疫”等形式主義現象就是這一問題的具體體現。

  要有效解決服務和管理不到位問題,還是要推動各種資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層,充實基層力量。首先要推動人員下沉,在幹部配備等方面可考慮多向基層傾斜,讓新進公務員到基層鍛煉,為基層配備更多的大學生村官、選調生等。其次要推動經費下沉,各級財政可以設立村(社區)工作專項經費,明確規定人均配備標準,推動上級政府部門和鄉鎮(街道)支持基層村(社區)。最後要推動權力下沉,不斷加強對村(社區)的賦權放權力度,制定符合基層實際的權責清單,鼓勵基層結合自身工作特點和需求探索創新。

  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

  管好自家人

  辦好自家事

  記者:農村也是疫情防控的重點。相對於城市,農村在資源、人力等各方面都更缺乏,在實際工作中,農村治理有哪些好辦法?

  羅森:這次疫情突如其來,我們村兩委沒有等待、觀望,而是积極發動群眾投入到疫情防控中來,管好自家人、辦好自家事。自家管好了,村子就不會出問題;村子管好了,才不會給社會添亂。

  面對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剛開始,一些村民不理解,有僥倖心理、抵觸情緒。比如我們勸說一位村民取消籌備了很久的婚宴,他憤憤不平,幾次跟村幹部理論。後來,我爺爺不幸去世,我嚴格執行村裡規定,沒有舉辦任何儀式。有村幹部帶頭,大家看到了制度的剛性,也就沒有怨言了。

  農村是熟人社會,道德制約對农民的影響很大。有一次,村民陳某想出村辦事,駕駛摩托車路過“勸導點”時,不僅不配合執勤人員測量體溫,還強行沖卡。我聽說后,趕緊到現場,對陳某說,疫情這麼厲害,設“勸導點”也是為全村人的安全着想,如果你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我們就把你寫到“批評欄”里,讓全村老百姓都來評評理。陳某一下子就冷靜下來,不僅主動向執勤人員賠禮道歉,後來還積极參与到村疫情防控巡邏小分隊中,成了巡邏隊員。

  劉鵬: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這是對新時代基層治理模式的系統概括。檀木橋村的做法就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實踐中也取得了很好效果。

  不過,我們也發現,在一些地方還存在短板。比如,一些地方農村治理體系行政色彩依然濃厚,村民參与自治的渠道少,依靠自治來解決問題成效有限;一些村黨員幹部的依法治理意識較為淡薄,還是高度依賴行政手段開展工作,法律諮詢和援助服務供給不足,通過法律渠道化解基層矛盾和糾紛的比重偏低;基層德治工作開展則不同程度上存在形式大於內容、缺乏具體抓手、難以深入人心等問題。

  要切實推進鄉村治理的“三治結合”,首先要拓寬群眾參与的制度化渠道,降低參与成本,通過自治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從而提升村民參与熱情。黨員幹部要帶頭學法守法,依法管理,加大對基層法律公共服務的供給力度,讓基層矛盾糾紛在法治框架內有效化解。在德治方面,要着重發現群眾身邊的道德楷模,挖掘自家門口的先進事迹,讓德治功能得到更好發揮。

  全員參与才有生機活力

  上面千條線

  下面一根針

  記者:從過去的單位、隊組,到現在的村、社區,我國基層治理的組織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和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村社區治理在機制體制方面還存在哪些不足?應當如何完善?

  柳春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讓我深刻認識到,基層治理的重點還是要實,但凡工作中有半點虛的假的,馬上就會出問題、出危險。

  疫情期間,我們組建了一支由居委會、派出所社區警務團隊、街道支援幹部、黨員志願者等各方面力量組成的186人防控團隊,做實社區人員情況統計、做強社區封閉管理、做好社區居民便民服務,確保小南庄社區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實處。正是這樣實實在在的工作、踏踏實實的作風,讓我們獲得了群眾的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沒有出亂子、捅婁子。

  大家都喜歡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我認為,基層這根“針”應該成為“鋼針”,用更實的作風、更實的方式,把上級的部署和要求落實到位,這樣才能夯實基層治理的基礎。

  羅森: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農村能不能管好治好,關鍵要看村兩委,看村支書、村委會主任是不是堅持法治,是不是樣樣都能依法照章秉公辦事。村幹部辦事依法、公道,老百姓自然服氣、支持。

  我們檀木橋村地處城郊接合部,每年都有徵地拆遷的問題。誰拆誰不拆、拆的有多有少,裡頭矛盾問題大着呢,一點沒做好就可能鬧起來。為此,我們開設了农民夜校,向村民們介紹拆遷項目、拆遷面積和補償金額等,還安排了“一村一法律顧問”,為被拆遷戶免費提供法律諮詢和服務。這麼多年來,我們堅持在拆遷補償上嚴格依法辦事,一碗水端平,先後完成了120戶、近200畝的土地徵用,沒有發生一起信訪問題和矛盾糾紛。

  依法治村的好處就是很多時候不用村幹部招呼,鄉親們都會跟我們走。這些年來,我越發覺得一個村集體就是一個大家庭,需要大家共同經營,只有將全體村民都動員起來,農村才會充滿生機與活力。

  劉鵬:近年來,基層社會治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例如權責不對稱、行政化傾向、治理資源匱乏等。需要進一步強化村(社區)治理機構的自治屬性,加大對村(社區)治理的賦權放權力度,鼓勵有條件的鄉鎮街道設立專門的行政事務分支機構,從而把村(社區)從行政事務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把精力都放在社區治理、服務群眾上。

  在村(社區)治理的主要方式上,一些新的治理手段應用程度也有待提高,既要發揮過去群防群治、網格化管理的優勢,又要廣泛應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高科技。

  此外,還要鼓勵向第三方購買服務來彌補村(社區)基層組織服務短缺的不足,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提高村(社區)服務和管理的質量水平。
 

  《 人民日報 》( 2020年03月26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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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守護歷史文化遺產金名片(人民眼・傳承城市文脈)

 

  引子

  走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朝着西北方向前行,10多分鐘后,便見一片拆遷后的空地。

  “喏,那兒就是漢代的城內大道!”

  循着孫勐手指的方向,只見一個深深的土坑:底部是一條南北向延伸的道路,兩旁的排水溝依稀可見,一些陶罐散落其間――這裡是2000多年前的路縣故城遺址。

  孫勐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北京文研所)路城項目負責人。路縣故城城址考古已進行到第五年,如今遺址公園規劃已編製完成,城牆外一期綠化正在實施。

  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北京的每寸土地下面都有好幾層故事。步入新時代,北京城市面貌不斷刷新:大興國際機場迎來八方賓客,通州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設,延慶冬奧場館呼之欲出……伴隨着這些重大項目建設,北京也迎來諸多重大考古成果。

  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考察工作時指出,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一張金名片,傳承保護好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首都的職責。

  首善之區,護佑歷史文化遺產不含糊。2012年至2019年,配合國家及市級重點工程,北京市完成各類考古勘探工作約2000項,勘探總面積2億多平方米,相當於把整個北京三環路以內都勘探了一遍。

  數據背後,凝結着無數考古人的汗水和心力。讓我們跟隨記者的腳步,走近北京這幾年考古的那些人、那些事。

     

  發 現

  漢代路縣故城重見天日,從考古的角度將通州歷史往前推進了千年,“當時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2016年2月26日,北京通州區潞城鎮古城村。大地還沒有從冬日的寒冷中完全蘇醒,考古人員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塊上打下了第一個探孔。這是北京新世紀以來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

  史料記載,通州自西漢就設置路縣。清朝時,古城遺址尚存,其所在地名為古城村。然而,歲月侵蝕,地表上的城牆早已蕩然無存。

  匆匆從圓明園工地趕來支援的孫勐,被眼前的壯觀場景所震撼。這裏鋪開的,是幾十萬平方米的考古現場。來自全國的9支考古隊、2000多名考古工作人員與探工,身着印有“北京考古”字樣的工作服,在其間緊張忙碌着。

  經過歷時4個多月的地毯式勘探,深埋地下的漢代城牆夯土終於被發現。

  “路縣故城的北城牆找到了!”北京文研所所長白岩興奮地給時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長舒小峰打電話。

  舒小峰馬上趕到通州,“能不能用最短的時間確定故城範圍?”當時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正在編製中,如果有重大考古發現,規劃可能面臨調整,時間不等人。

  “當時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白岩說,考古發掘具有不可預見性。

  怎麼辦?“找城牆先找夯土。”那些天,白岩和孫勐緊盯着探工,將發掘出的夯土放在手心裏細碾輕搓,生怕錯過一絲信息。“如果有古代的文化遺存,土樣中會有紅燒土顆粒、炭屑、陶片、骨屑等遺物。”

  靠着夯土中的“密碼”,東城牆、南城牆依次出土。

  7月11日,城牆的西南角被發現,完整的路縣故城城牆終於呈現在人們面前。

  “真是太幸運了!”孫勐至今仍很感慨。

  路縣故城城內,明清、遼金、漢代三個時期的道路相疊壓,大量漢代溝渠、道路、房址、灶等依稀可見,陶釜、鐵器、銅錢等散布其間。城外,考古人員發現100多口漢代水井,還出土了6種碳化了的農作物種子。

  以城址為中心的周邊地區,4000餘座墓葬陸續被發現,年代從戰國時期延續至明清。由此,從考古的角度將通州的歷史從隋唐往前推進了千年,填補了漢代縣級城址考古的學術空白。

  “一座城市,只有當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過去,才能更好理解它的現在,並展望它的未來。”一位考古學家在充分研究古代都城考古的基礎上提出,元大都是古今重疊型城市遺址的代表,而路縣故城則是古今沿用型城市遺址的典型。前者位於老北京城,後者處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兩城東西並峙相對望,共同守護着北京這片古老的土地,傳承着首都的文化根脈。

  幾乎同一時期,北京南部大興區,北京文研所張智勇團隊在大興國際機場工地上發掘了353座墓葬,出土各類文物800餘件。

  北京西北部延慶區,北京文研所戢征團隊在世園會工地上發掘出1160座西漢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塊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樣的銘文磚,以及銀質龜紐“偏將軍印章”。

  “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沒有一個是容易的,但我們都在全力推進。”白岩說。

  2019年,北京文研所開展考古調查371項,完成考古勘探218項,勘探面積1765萬平方米,考古發掘113項。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考古勘探22項,大興機場完成考古勘探13項。

  付 出

  田野考古,聽起來有幾分浪漫色彩,但少不了那些風餐露宿的日子

  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最緊張的時候,孫勐就租住在附近的召里村,整整3個月沒有回家。

  院落里,最好的正房存放文物,配房是飯廳,桌子一拼可以畫圖,晚上拉個帘子又成了卧室。孫勐就睡在一張舊床墊上,上面碼堆着《商周彝器通考》《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等一大摞書。

  “我住得還算不錯,有窗戶通風。”孫勐說,有8名隊員擠在約20平方米的屋子,還沒有窗戶。

  雖然條件艱苦,孫勐卻非常珍惜這次機會。“這是我第一次做城址考古。幾乎所有新的考古技術和方法,都得到了實踐檢驗。比如,過去勘探只是人工用洛陽鏟去探,現在則有探地雷達輔助。”

  北京土生土長的郭京寧,當初進入北京文研所有自己的“小算盤”。“留在本地工作最好不過了。”結果,郭京寧發現自己失算了,有時候想回趟家不比在外地工作的人容易。

  田野考古聽起來帶有幾分浪漫色彩,實則艱苦異常。一旦開工,雙休日、節假日都不能停工,考古人員也不能離開現場。一方面是工作節奏使然,另一方面也是防範心懷不軌的人窺伺文物。

  南水北調中線幹線工程北京段考古發掘時,郭京寧的住所就在距現場不足百米的地方。

  不出所料,有文物販子盯上了這裏。

  “那是一個年輕男子,每天準時出現在挖掘現場。車停一邊,就站在警戒線外觀看考古人員工作,不時還能說出一些文物的門道。”郭京寧回憶,那個年輕男子不僅格外喜歡打聽出土文物的估價,而且還用光盤擋着車牌號。

  見他行為可疑,考古隊員們更加警惕,最後發現果然是個前來“尋寶”的文物販子,“後來可能覺得出土的都是陶片,就沒再來了”。

  夏季發掘時,為了避開酷暑並獲得好的攝影光線,第一班工作時間是凌晨4點至早上8點,晚班則是下午4點至晚上9點。當大多數人在酣睡或休憩之時,郭京寧不是在大山深溝爬到梯子上照相,就是在荒郊野外下到墓穴中清理。

  在延慶的那次考古發掘時值正月,從駐地到工地要爬2個小時的山路,郭京寧只能帶飯上山。在外風餐露宿幹了10多天後,蓬頭垢面的他回到單位,保安一時沒認出他,不讓進門。

  別看戢征三十齣頭就負責世園會工地考古項目,算起來,也是一個“老考古”了。

  2002年,北京文研所劉風亮、董育綱兩位老師帶隊,在大興青雲店鎮研究遼代壁畫墓。得知消息后,當時正上初三的戢征騎上自行車跑去工地轉悠。也正是那會兒,他心裏埋下了學考古的念頭。

  儘管父母希望他當老師,高考分數也比首都師範大學錄取線高出一大截,戢征還是堅持報考了考古系。

  2016年9月結婚,婚假沒休完,戢征就去了世園會工地。“在事業單位工作,咋每天灰頭土臉的,鞋上還全是泥?”岳父母納悶。

  妻子錢月倒不奇怪。“談戀愛時他就帶我去過工地,讓我看看什麼是考古。”

  錢月在首師大附中當歷史老師,上學期開了門“考古學探秘”選修課,戢征提供了不少資料和圖片。“他呀,手機里幾乎全是考古的照片。”

  “做自己喜歡的事,其實挺幸福的。”戢征的想法很單純。

  緊張的挖掘之後是漫長的整理過程,有時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在北京文研所通州臨時考古站,一間集裝箱搭成的逼仄小屋裡,大大小小的陶片攤了一地。把雜亂的陶片拼對出一個個器物,再想方設法復原,這是58歲的技師張繼發的工作內容之一。

  “很枯燥,不過拼出了罕見的器型,心裏還是挺高興。”他粗糙的手在陶片上摩挲着,“等博物館建好了,你再來看看。”

  到那時,張繼發或許已在安享退休生活。而他修復的器物,將穿越千年與我們重逢。

  探 索

  “要動土,先考古”,考古發掘單位的意見,被作為土地是否入市交易的依據之一

  別看這些年北京文研所的考古風生水起,考古隊員們忙得風風火火,曾幾何時,他們也有過清閑的時光。“以前我們總說,工作表現好才能去考古工地,表現不好沒機會。”白岩笑言。 

  一邊是考古人員發掘機會不多,另一邊則是一度令人擔憂的地下文物保護境況。

  文物保護法規定,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工程,建設單位應當事先報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組織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在工程範圍內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由於法律條文中用的是“應當”而不是“必須”,且未明確相關程序,曾有很多建設單位在立項和施工前不向文物部門報請就開工。

  “一旦施工中發現文物,建設單位主動報告則意味着要自己掏錢勘探,同時還要為耽誤的工期買單;如果遇到重大發現需要原址保護,還得改規劃。”白岩介紹,“如此花錢找麻煩的事,建設單位往往難有主動性。”

  即使開展了勘探,經費也是難題。雖然當時的法律規定,凡因進行基本建設和生產建設需要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所需費用由建設單位列入工程預算,但在現實中文物部門往往只能自行墊付經費,完工后還得追着開發商要。

  有一次,一家企業在大興區施工時發現30多座唐代墓葬。勘探完成,文物部門上門收取費用,企業負責人一口拒絕。

  法律落地遇到實際困難,在大規模城市建設過程中,地下文物遭破壞的事件時有發生。 

  2007年9月,北京文物部門接到舉報,在建的北京西客站南廣場地下車庫發現一座古墓。等考古人員趕到現場,墓室已被刨開,棺板槨木散落在地,只留下一盒墓誌――墓主人是明萬曆皇帝的舅舅、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貴。

  經公安機關調查,施工隊一名挖掘機手發現了古墓,一看下面有寶貝又給埋上了,晚上就帶人哄搶了墓里的文物,后因分贓不均被舉報。警方介入后,只追回一條殘缺玉帶,其他文物則不知去向。

  “如果施工前先行考古勘探和發掘,文物被盜搶的事件或許就不會發生了。”文物工作者呼籲加強建章立制,同時加強執法監督,“要動土,先考古”。

  在時任北京市文物局政策法規處處長高小龍印象中,2010年4月開始,到位於槐柏樹街的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公室開會成了常態。“會上爭論得很激烈,誰都想說服對方。”

  各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法律規定中的大型基本建設工程,到底多大是“大型”?有些地方以投資額的多少來界定,有些地方以工程性質來界定,有些則以佔地面積來界定,標準不一。

  “外省區市規定3萬至5萬平方米,但北京不一樣,面積越小越好。作為千年古都,北京的地下世界是一個聚寶盆,有時一個不起眼的工程就能挖出寶貝。”高小龍堅持。

  “考古隊就那麼點人,幹得過來嗎?”有人質疑。

  “老城一鍬土都不能動,動土就要勘探。一提到北京,大多數人想到的是長城、故宮、天壇等地上文物,地下文物的價值同樣不容忽視。”北京文研所原所長宋大川直言。2005年,西城區一項工程在實施暖氣溝改造時,發現一些瓷片,這塊當時被當成“碎玻璃”坑的區域,后經專家認定,展開搶救性發掘。結果,出土120多萬片瓷片,年代從唐末到明中期,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窯口最多的瓷片考古發現。

  5萬平方米,3萬平方米,2萬平方米,1萬平方米……經過一次次碰撞,最終達成了共識:舊城之內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1萬平方米以上,舊城之外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2萬平方米以上,應當進行考古調查、勘探。這最終寫入《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

  這部2014年3月1日開始施行的專項規章,還規定符合條件的土地項目,由考古發掘單位出具是否具備入市交易條件的意見,相關意見作為土地入市交易的依據之一。這樣在土地招拍掛之前或項目動工之前,考古工作已先期完成,所需經費納入土地上市成本。

  “專項立法將地下文物保護推進了一大步。”高小龍評價道。

  共 識

  “先考古,再施工,我們心裏也踏實!”基本建設為歷史遺存保護“讓路”

  “文物是地里撿的,又不是偷的、搶的,為什麼屬國家所有?”“破城牆、爛河溝,又不值錢,幹嗎要保護?”

  高小龍早年在建築工地當過技術員,沒少聽過這種話。在他看來,出台法規制度只是第一步,守護城市文脈,離不開施工單位、工人乃至社會各界的理解與支持。

  工地進場醒目處,普法宣傳欄立了起來。工人們進進出出,時不時瞄上兩眼。

  遇上寬敞地塊,考古隊辟出房間展陳文物,主動邀請工地負責人參觀。“領頭人有了文物保護意識,保護工作自然順暢得多。”白岩說。

  考古隊還進工地開講座,“考古不只是挖寶貝,不能光看它值不值錢。像古河道、古城牆,咱要是一鍬下去,就把老祖宗留下的東西毀了。”

  “工期實在耽誤不起,白所長,能不能高抬貴手?”程遠公司項目負責人向白岩倒苦水。

  2017年4月,程遠公司承建的中關村西三旗(金隅)科技園一期工程申報考古勘探。北京文研所工作人員第一次到現場,只見舊廠房的結構柱還留有墩子,沒法勘探,第二次去條件還是不具備。

  “舊城之外,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2萬平方米以上的,都得進行考古調查、勘探,並不是針對哪家公司哪個項目。”白岩耐心解釋。

  雖說後續工作進展順利,但工期耽誤了幾十天。吃一塹長一智,日後,凡有項目涉及考古勘探,程遠公司主動提供地勘資料、挖槽土樣給北京文研所,积極配合各項工作。

  “先考古,再施工,我們心裏也踏實!”程遠公司黨總支書記陳寶君說,如今,公司每個項目推進要比別的公司快一二十天。

  田野考古,受天氣影響大,每年11月至來年3月通常都要停工。雨水充沛的夏季,一旦墓坑裡灌了水,考古便無從施展。可是時間不等人,怎麼辦?

  “面對冬日低溫,我們就在晚上用浮土、氈子把墓坑蓋上保溫。夏天雨後,就用機器把水抽走。總之,工地不能停歇,寧可苦一些,累一些,也要如期完成勘探任務,盡量給施工單位贏得時間。”郭京寧說。

  路縣故城重見天日之後,2017年1月,北京將路縣故城文物保護工作納入城市副中心建設整體規劃,並啟動遺址公園和博物館建設。京唐鐵路、城際鐵路聯絡線改為從地下穿過,避開故城。目前穿城而過的通胡路,將改道繞行,保證遺址公園的整體性。 

  “所有部門都特別支持,這種決策速度和保護力度讓我們倍感振奮。”白岩說。

  不獨路縣故城,房山劉濟墓、清代庄親王家族園寢、丰台遼代塔基、麗澤商務區唐代塔基等也得以原址保護,基本建設為歷史遺存“讓路”。

  隨着越來越多的歷史文化遺產得到保護,傳統與現代交相輝映,北京盡展首都風範、古都風韻、時代風貌。

     

  圖片說明:

  圖①:北京文研所技師劉小賀(左)和同伴在修復陶樓。

  本報記者 施 芳攝

  圖②:觀眾在首都博物館参觀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成果。

  杜建坡攝(人民視覺)

  圖③:世園會工地出土的銀質龜紐“偏將軍印章”。 

  圖④:漢代路縣故城遺址出土的山雲紋瓦當。

  圖⑤:北京文研所工作人員進行考古發掘。 

  資料圖片

  版式設計:汪哲平

  《 人民日報 》( 2020年03月27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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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區政府打造“無接觸辦公”樣板間 

本報訊(記者 於麗爽)一進大廳,雙光紅外體溫檢測設備把門,不停留、無接觸測體溫;大廳里,掃地機器人當保潔,減少樓內人員;上電梯,語音控制,不用手按,減少交叉感染……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擁有28萬家企業、1.1萬家高新技術企業的科技大區海淀,引導、扶持企業圍繞疫情防控需要緊急開發科技產品,一批涉及醫療救治、社區防控、政府智能指揮等領域的戰“疫”科技產品湧現,海淀區在政府辦公區率先應用,為產品推廣打造樣板間。

“大年廿九,我們就接到區里的緊急通知,研發大人流體溫檢測設備。我們有沉澱了十幾年的紅外技術積累,只用三天時間,就研發出雙光紅外體溫檢測設備,在海淀醫院、地鐵6號線五路居站率先安裝,之後又安裝進區政府辦公大樓。”北京融頤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裁柳培虎介紹。融頤科技的雙光紅外體溫檢測設備,只需0.05秒就能準確檢測體溫,一分鐘內可同時檢測二三百人。而且檢測部位不只是面部,全身裸露部位都會同時檢測,準確度更高。

政府的率先使用,為企業做了最好的推廣。截至目前,融頤科技的雙光紅外體溫檢測設備已在全國安裝500多套,覆蓋北京、上海、武漢、深圳、杭州、石家莊等城市。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篩選科技戰‘疫’產品在政府辦公區率先使用,打造安全的辦公環境,同時助力企業創新發展。”海淀區機關事務管理服務中心相關負責人周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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