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管理市場崛起 將成券商藍海機遇

  近年來,我國財富管理行業快速發展,財富管理需求高度景氣。根據波士頓諮詢預測,未來在經歷短期經濟周期波動之後,2023年中國個人可投資金融資產有望達到243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約為11%。可見,財富管理行業面臨非常廣闊的藍海。

  從財富增長的驅動力來看,中國財富增量主要源於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新增財富,利用存量財富獲得的投資增值部分佔比並不高。從居民資產配置來看,銀行存款等無風險資產依然是中國居民偏好的資產,金融資產佔比不高,而美國等發達國家一般銀行存款佔總資產的比例僅有兩成。從金融資產分佈來看,近七成的中國家庭僅擁有一種投資品,約兩成擁有兩種投資品,擁有三種及以上投資品的家庭只有一成左右,金融投資品種單一;而美國居民擁有三種及以上投資品的家庭佔比高逾六成,分配在股票信用產品、共同基金保險等多種金融產品中。

  可投資資產規模的增長、存量財富增值需求的持續釋放以及多樣化金融產品的不斷湧現,將為我國財富管理業務帶來良好的發展機遇。我國財富管理市場目前處於起步階段,主要金融機構是銀行。銀行由於其具有低風險、避險的特點,因此在設計、研發產品時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可能無法滿足高凈值客戶日益增長的產品多元化、高收益的需求。證券公司擁有龐大的研究團隊、廣泛的業務範圍和出眾的資本市場投資能力,但渠道銷售能力遠不及銀行。不過隨着財富管理高端產品需求的膨脹,研究能力強大的券商業務優勢將會日益凸顯。

  為了抓住財富管理行業的藍海機遇,多家金融機構已紛紛轉型財富管理方向,發力產品代銷和資產配置等增值服務。儘管多數券商已經開始財富管理轉型的戰略布局,但僅有少數券商通過業務重塑的方式發展財富管理業務,大部分券商是新部門老業務,甚至將財富管理做成經紀業務,通道本質未變。經紀業務的核心在於業務通道和獲客能力,而財富管理業務的核心在於主動投資能力。發展財富管理業務需要摒棄牌照紅利時代的固有思維,以客戶需求為中心打造全新的財富管理服務體系。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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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競爭激進擴張 折射審計行業亂象

  近期,ST康美*ST康得等昔日明星公司紛紛暴露出的財務舞弊行為,將擔任資本市場“守門人”角色的審計機構推到了聚光燈下。有的審計機構陷於危機之中:監管部門立案調查、公眾的信任危機、客戶火速更換審計機構、項目團隊為生計“出走”。歷經重組整合,正走在做大做強路上的中國本土審計機構遭遇挑戰。

  整體看,近年來審計機構執業質量在提升。這從近兩年持續攀升的非標意見佔比可見一斑。但是,隨着經營風險向會計風險蔓延,企業長期積累的風險爆發,這是今年以來行業亂象頻發的直接誘因。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近年來事務所掀起併購大潮,但內部整而不合,管理鏈條太長,導致出現結構性矛盾。

  審計危機中的瑞華樣本

  連踩*ST康得輔仁葯業兩個大雷,被證監會立案調查,讓全國業務量排名第二的審計機構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站上了風口浪尖。

  “媒體報道鋪天蓋地,我們也有點焦頭爛額。”瑞華某地分所所長孫平感慨,這幾天他一直忙於對客戶的解釋溝通工作。

  瑞華此次被立案調查引起這麼高關注,某種程度上與“爆雷”的客戶是明星公司有關。而且“爆雷”的導火索竟然是貨幣資金這個本不容易出現問題的科目,甚至被外界笑稱“造假都不太認真”。

  “貨幣資金這個科目最好盤點,不容易出現差錯。收集銀行對賬單,發函給銀行核對,基本就完成了,現在卻成了造假最嚴重的科目。”某資深會計師感慨。從以往的情況看,貨幣資金科目並不是高風險點,審計機構也不會在這方面投入特別大的精力。

  儘管瑞華對*ST康得項目2015年-2018年審計工作情況作出說明稱,對其審計項目全面履行了應盡的職責義務,但受瑞華影響的上市公司仍“餘震不斷”。瑞華7月9日接到證監會立案調查通知以來,瑞華的部分客戶迅速作出反應,火速與瑞華解約。7月11日,太陽紙業召開董事會,將審計機構由瑞華變更為致同會計師事務所;7月23日,通裕重工宣布換掉瑞華。

  根據證監會2018年3月出台的“立案即停”的規定,當證券中介服務機構或其從業人員涉嫌違法違規被立案調查,或者被司法機關偵查,尚未結案的,證監會將不予受理或中止審查其出具的同類業務的行政許可申請文件。即使已經受理的,也要全部停下來進行複核。即一個事務所的一個項目被立案調查未結案時,該所提供審計服務的相關行政許可文件都不被受理。

  對於要不要換掉瑞華,不少公司目前處於觀望狀態。“在觀察中,應該說對其服務的上市公司有一定負面影響,市場可能會有不理性的聯想。”一家上市公司財務總監表示。另一家ST公司的董秘告訴記者,“我們並不急於換審計機構,公司歷史情況較為複雜,瑞華與我們合作多年,對我們的情況比較熟悉,換新所我們還要重新去溝通,太麻煩”。

  對於再融資、重組、IPO材料已經獲證監會受理的公司,目前更多的是進行複核,而不是換掉審計機構。

  瑞華所有27家在會的再融資、併購重組項目被中止。截至8月2日,除ST新梅已完成複核順利過會外,繼峰股份已經恢複審核,艾迪精密深康佳A捷捷微電陸續完成了財務複核,向證監會提交了恢複審核申請。此外,瑞華服務的33家IPO公司處於中止狀態。以2018年年報審計數據看,瑞華服務A股上市公司家數達到316家,僅次於立信,在內資事務所中排名第二。

  中國證券報記者從瑞華內部獲悉,諸多項目中止審查,給其正常業務的開展增添了巨大阻力。瑞華33家IPO項目被中止審查,使瑞華的客戶群體受到了較大影響。出於對公司IPO上市、再融資、併購重組等重大發展戰略的考慮,許多客戶對聘任瑞華提供服務產生了疑慮。

  競爭失序激進擴張埋隱患

  “瑞華背後暴露出更多的是會計行業共性問題。近幾年國內排名靠前的幾個大所基本上都接過罰單。”國內某大型會計事務所會計師王勤說。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經有正中珠江、瑞華兩家會計事務所被立案調查,大信、天健、大華等9家會計師事務所收到證監會罰單。

  行業排名第一的立信所,近年來因金亞科技大智慧超華科技、國藥科技等項目被處罰;而在*ST康得之前,瑞華2015年以來還因為振隆特產、勤上光電、亞太實業、鍵橋通訊、華澤鈷鎳等項目被處罰,因零七股份、千山藥機項目被立案尚未結案。

  在多位受訪的事務所從業人員看來,作為“守門人”角色功能失效,與審計行業內長期的惡性競爭有很大關係。業內有一句話說“這幾年什麼都在漲價,就審計費沒漲。”企業本身盈利狀況不好,當然要減少費用支出,壓縮審計費。數據显示,30家A股公司審計費近兩年連續下降。

  “國內大所和小所沒有太大差別,你有的資質我也有,行業競爭特別激烈。監管要求越來越高,這意味着事務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審計費在降,在成本壓力下,導致審計程序被壓縮。只能盡量把控能夠識別出來的風險。而最後風險可能就發生在不認為有風險的地方,譬如貨幣資金。”王勤說。

  “年報審計任務繁重,但是收費不高,主要是維繫合作關係,事務所通過再融資、併購等項目盈利。事務所要考慮成本回報率,就會壓縮人工成本,趕工期可能會帶來審計工作不那麼完善。”某基層審計人員劉強說。

  “另外一方面,國內事務所並不是一家獨大,這是一個買方市場。上市公司覺得出了錢,你還要給找事,可能換一個機構。譬如,從成本核算的角度出一個報告要50萬元,另一家30萬元就能做;或者我出不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別人卻能出,我該怎麼辦?”王勤說。

  “有些爛項目收益高,在審計中發現問題,還可以幫助客戶去解決問題,收取額外的財務顧問費。”劉強說,“當風險越來越大,會選擇某個年度‘洗澡’,如商譽、應收款等,或者換一家新的事務所,一次性風險出清。”

  對於亂象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業內資深專家認為,2009年以來,鼓勵會計師事務所做大做強,事務所紛紛掀起併購大潮,但內部整而不合,管理鏈條太長,產生很多遺留問題,導致出現結構性矛盾。

  2009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財政部《關於加快發展我國註冊會計師行業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重點扶持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加快發展。在做強做大政策的指引下,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規模取得了長足進步。事務所的數量由2011年的53家減少為2017年的40家。

  “剛開始超大型項目都壟斷在四大所手中,後來內資事務所做大做強得到扶持,內資事務所掀起了一輪併購潮。併購過程就是跑馬圈地,一口氣把十幾個、幾十個小所併購進來,難免泥沙俱下。”王勤說。

  併購整合方面瑞華最有切身之痛。瑞華最早源於五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后經過多輪合併更名為國富浩華。2012年7月,國富浩華合併了當時華南最大的內資事務所深圳鵬城;2013年,國富浩華與中瑞岳華合併,新成立的瑞華一躍成為國內第一大所,就此打破“四大”多年來佔據的主導地位。

  整合進來鵬城所被業內認為給瑞華帶來了“壞”基因。鵬城所曾號稱“華南第一所”,但執業質量一直頗受詬病,聚友網絡、金荔科技以及綠大地欺詐發行等影響惡劣的案件都有鵬城的身影,最終2012年因參與“綠大地IPO造假”,被證監會撤銷相關服務業務許可。

  瑞華近幾年出事最多的項目主要來自於原鵬城所。在瑞華近幾年來被行政處罰的五個項目中,有三個來自原鵬城團隊。而當前影響最大的*ST康得一案,同樣是由原鵬城所團隊執業。

  孫平說,隨着事務所大舉擴張,一體化推進不到位成為行業痛點。說是合併,實質卻有些像加盟,業務還是各管各。此外,審計行業的確還存在問題。比如,審計理念落後,仍局限在審計程序,而不能跳出來看待企業經營風險。

  近年來出現一個新現象,上市公司財務總監很多來自審計機構,對審計業務熟悉。“他們熟悉審計機構的套路,甚至連基本的審計底稿都能準備妥妥的,而真正的問題藏得嚴嚴實實。再就是審計本身的局限性,上市公司同外部機構協同舞弊等行為,事務所按照常規的審計流程,很難發現問題。”王勤說。

  呼籲重塑行業信任

  會計事務所屢屢被罰為何仍問題不斷?如何解決會計事務所被處罰,其他上市公司IPO或再融資項目無辜受“牽連”的問題?如何能讓中介機構真正發揮“排雷”的作用?

  對此,上述專家認為,事務所“立案即停”的規定對眾多公司的IPO申請和上市公司的再融資需求產生巨大影響,增加了變更審計機構、重新開展審計工作的額外成本,延緩發展進程。同時,一定程度上影響市場主體的經營,引發資本市場的波動。

  目前對事務所的處罰採用了“連坐制”,一個項目團隊出問題,一個所內的所有項目都要停下來。即使最終審計機構被吊銷資質,從業人員換個所仍可以執業,投資者的損失也不能得到彌補。“特殊普通合夥這種組織形式引入中國,其初心是為了避免因某一個合伙人的過失而對其他無過錯合伙人產生不必要的連帶責任,現實情況卻相反。”上述專家說,希望監管導向要更加精準、科學、有效。

  “真正有動力造假的主體是上市公司或實控人,他們是最大的受益者。目前頂格處罰或市場禁入對其影響不大。”王勤說,“而事務所被處罰后,無形損失特別大。以瑞華來說,IPO、再融資項目暫停,會導致很多業務接不了。”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對於財務造假,一方面要重罰受益更多、造假動力更大的上市公司,對相關責任人甚至可以加大刑事罪責的量化。處罰真正的受益人,才能解決對審計的敬畏問題。另一方面,應該適當分離會計師事務所和簽字註冊會計師的責任,同時區分會計師是否存在主觀造假。對會計師因故意出具不實報告的應從重處罰,可以從加大個人罰款金額到停止承接業務,甚至予以量刑。因過失出具不實報告的應酌情從輕處罰。對事務所的處罰應以經濟處罰為主,慎重採用暫停或撤銷事務所證券服務業務許可的處罰。“可以效仿國外引入和解機制,啟動調查機制后,審計機構可以通過和解方式,通過經濟補償,保證業務的正常推進。”孫平說。

  針對中介機構多次被罰還問題頻出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認為,原因主要是失信收益遠遠高於失信成本。所以,首先要提高失信成本,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加大民事賠償力度,賦予投資者對失信中介機構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建議引進懲罰性賠償制度,激活公益訴訟制度。為了維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投資者保護基金等可以直接對失信機構提起民事訴訟;二是激活行政處罰機制,對情節嚴重的要頂格處罰。但是現在法定的行政處罰幅度就那麼大。下一步,建議修改證券法,提高法定的行政處罰力度。三是嚴格追究構成犯罪的人的刑事責任,對惡意串通、欺詐投資者的行為要採取重典治亂,猛葯除痾的態度;第四是激活信用制裁機制。很多部門都簽署了聯合懲戒失信的備忘錄,讓其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劉俊海認為,應該採取“胡蘿蔔+大棒”的方式,對於好的中介機構,證監會、行業協會委託的專項業務,可以優先選擇好的中介機構執行。行業協會在選擇會長、副會長等時應該向誠信的中介機構傾斜。“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面臨重新洗牌,重新分割市場份額過程中,行業也在成長壯大。要給中介機構注入誠信基因,真正成為投資者友好型的中介機構,成為有擔當、有溫度、有追求、有底線的中介機構,營造誠實信用、公平公正的資本市場生態環境。”(文中孫平、王勤、劉強均為化名)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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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文化旅遊的三大誤區

  隨着文化旅遊項目越來越多,旅遊者會變得越來越理性、對項目本身的質地也會越來越關注。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文化氛圍的強化,人們對精神生活越來越重視,文化旅遊逐漸成為廣受各方歡迎的休閑項目。

  為了獲得更好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擁有文化資源的各地政府與企業,近年來都加大了這方面的宣傳與投入。這在很大程度上,為居民精神生活的滿足創造了條件、提供了便利,文化旅遊業由此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資源所在地的政府與企業也大多收穫滿滿。

  不過透過繁榮的表面,仔細觀察一下當前的文化旅遊業,會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一些誤區:

  其一,為了增強影響力,不惜弄虛作假。文化旅遊靠的是文化資源,資源的文化內涵、歷史深度與社會知名度直接決定着其影響力。一般來說,歷史越悠久、文化越獨特、涉及的人與事件層級越高、社會知名度越廣,文化資源的價值就越高,影響力也就越大。另外,文化資源影響力的大小與宣傳推廣也有着直接關係。

  正因為這些方面與文化資源的影響力高度相關,所以一些地方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往旅遊,不僅在宣傳上步入了歧途,如過度包裝、大肆渲染,甚至弄虛作假、編造故事等,還人為炮製歷史遺跡,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某種文化項目來。某個歷史人物幾地同時爭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表面上看這種添油加醋甚至憑空捏造的方式,能夠使本地文化資源內容更豐富、層級更高端、影響力更大,但實際上,以假當真只能熱鬧於一時,社會公眾廣為知曉后,許多較真的人就會因反感、厭惡而抗拒。

  其二,眼前效益至上,過度商業化運作。各地發展文化旅遊業當然需要追求經濟效益,但如何追求才正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一些地方不從長遠角度考慮問題,只顧眼前利益,於是在文化資源開發利用時,就出現了過度商業化運作的現象。

  商業化運作過度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喧賓奪主,即讓最為核心和根本的文化資源被淹沒在一片商海之中,這於真正對文化資源感興趣的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困撓。時間一長,當商業的喧囂過去以後,客戶資源的持續吸納就成了問題,這對當地經濟發展反而會形成不利影響。比如湘西鳳凰古城就存在這一問題: 林立的酒吧與各種小店,使古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質樸模樣,從長遠來看,未必對其發展有利。更好的模式應該是將商業安排在外圍,古城本身則盡量保持其原貌。這樣其生命力可能會更加持久、更加旺盛。

  其三,盲目追趕潮流,喪失自身特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潮流,追趕潮流是人的一種習慣。對於文化旅遊業來說,追趕潮流尤需慎重,因為文化資源往往具有長久的存在價值,它們之所以經曆數百、數千年而不朽,關鍵就在於其獨有的內涵與歷史積澱。而潮流是不斷變化的,盲目追趕潮流就有可能使文化資源逐漸喪失其與眾不同的特質,並隨着潮流的不斷變化而變得面目全非。

  文化資源最大的價值在於其獨特內涵,外在的裝飾再美都提升不了其內在價值,有時候反而有可能損害甚至毀滅其內在價值。很多古建築被翻修一新而受到人們的激烈批評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最新的例子是四川樂山大佛翻修后被廣大網友吐槽。因為經過翻修,大佛面貌新是新了,可原來的那種歷史滄桑感和歲月侵蝕的味道就徹底沒有了。

  文化旅遊業是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在大發展期間難免魚龍混雜,一些地方為了在激烈競爭中能夠勝出,不惜採取一些短視的舉措。隨着文化旅遊項目越來越多,旅遊者會變得越來越理性、對項目本身的質地也會越來越關注。在這種情況下,缺少文化內涵而靠弄虛作假裝點門面、因過度商業化而使文化本身受到遮蔽、盲目追趕潮流而喪失自身特色,這類文化旅遊項目都將會逐漸喪失吸引力。對此,這些項目所在地的政府與企業尤需引起警惕!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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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會計師行業憂思錄

  “公司花錢請會計師事務所做審計,並不是說我們一切聽公司的,審計人員和被審計企業之間有時候是對立的,審計師希望找出問題降低風險,被審計單位則會極力掩飾問題所在。”作為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走出來的會計師,李威(化名)已經對這種無休止的扯皮與加班熬夜感到疲倦了。

  “我們做審計的壓力是很大的,無時無刻不淹沒在海量的數據里,對於公司提供的任何資料都得持懷疑態度,都要求證,如果企業存在重大財務問題卻沒有審出來,那麼我一旦在審計報告上簽字,名聲就壞了,以後就吃不了這碗飯了。”李威說,他離開審計工作,除了疲憊,風險責任加重也是主要原因。

  “貓鼠遊戲”需完善規矩

  公司的財務報告可以從財務視角呈現企業經營活動,是投資人了解上市公司的最便捷途徑。為了保證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公允性,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第三方,對公司編製的財務報告進行審計。如果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則意味着會計師依照獨立審計準則的要求審查后,確認公司遵循了會計準則及有關規定。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會計師也會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該類報告屬於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的一種,指存在需要強調的重大事項,但已在財務報表中做出充分披露,不影響會計師發表審計意見。只有在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不能公允地反映其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情況下,會計師才會出具否定意見的報告或無法表示意見的報告,這意味着該公司的會計報表嚴重歪曲了公司的財務狀況。

  會計師事務所和上市公司是一對既合作又博弈的關係主體,一方面出於制度規定,上市公司需要支付費用請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二者都有真實、準確披露信息的義務。另一方面,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第三方服務機構,要接受監管約束,必須對財務報告承擔責任,如果為受雇上市公司出具虛假審計意見,或者未能盡職審計,將有被撤銷牌照的風險。

  李威向《證券日報》記者介紹,首次承接一家企業的審計業務時,會計師事務所會由合伙人帶領經理與項目組重要成員與企業高管進行多輪面談,了解公司業務情況,判斷是否可以做這家公司的審計,然後再讓團隊進場。很多情況下,需入駐公司審計一周時間,進行風控測試,確認企業財務數據不存在較大風險問題之後,會計師事務所才會與這家公司正式簽訂合同。即便如此,在審計過程中,如果發現公司有重大財務問題,會計師事務所也可以根據合同終止審計服務。

  然而有的時候,一些公司為了應對會計師的審計,能夠做出整套的造假方案。李威曾經到一家礦產企業做審計,其中要盤點一座煤礦山。在審核礦山的權屬合同、貨物質量后,為了謹慎起見,他們還來儀器測量了礦山體積,並從礦山表面取了礦山樣本測量密度與質量,確認無誤后,出具了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然而第二年,這座礦山被賣出后,接手者用鏟車鏟過去才發現,礦山兩米以下都是水泥,完全是一座空礦山。會計師因為已經做到了盡職審計,最終並沒有因此被問責。

  但有的會計師事務所就沒那麼幸運了。因涉及康得新財務造假案,證監會對瑞華會計師事務所正式立案調查,導致該會計師事務所服務的33個IPO項目被叫停,13家公司的再融資項目中止審查。瑞華雖然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文稱,對康得新審計項目全面履行了應盡的職責義務,然而,其在連續多年為康得新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后,直到今年才發表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指出貨幣資金餘額中的122億元的銀行存款餘額無法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

  有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公司審計中重要的一項就是銀行存款的審核,最有效的方法是向銀行發詢證函。因為詢證函都是發往銀行對公櫃檯,由對公櫃檯審核回復,幾乎不可能出現銀行與公司聯合造假的可能。“即便是企業賬上只有一萬塊錢,但分給了四家銀行,會計師事務所也必須向這四家銀行發詢證函。只有企業的應收往來款,會計師才會根據重點科目進行抽查。”

  2018年年末,康得新及其下屬三家公司賬面显示,在北京銀行存款餘額為122億元,瑞華於2019年3月起,共三次發函給北京銀行西單支行,在4月29日收到北京銀行詢證函,了解到康得新銀行存款賬戶餘額為0元,該賬戶在北京銀行有聯動賬戶業務,銀行歸集金額有122億元。但瑞華向北京銀行了解聯動賬戶信息,卻沒有得到銀行回應。因為銀行回函信息與公司賬面記載餘額、公司網銀显示餘額不一致,瑞華最終無法判斷康得新銀行存款期末餘額的真實性、準確性及披露的恰當性。

  而此時的康得新,已經發生了債務違約。

  “業務虛轉”現象值得警惕

  “加班、熬夜,審計的賬務越來越複雜,這讓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人員流動越來越頻繁。很多團隊只有組長有一些資歷,組員們都是剛畢業的學生,他們的專業性堪憂。倒是我的很多朋友做審計工作多年,出來后就到上市公司做財務總監了。”楊柳是一位上市公司財務負責人,也是審計出身。

  楊柳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從近年來接觸的審計人員可以看出,一些人的專業水平有不小的下降。審計人員不僅僅是為公司出具一份審計報告,還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企業提出財務管理處置建議,幫助企業優化財務管理,這要求會計師有較強的財務數據統籌能力。然而會計行業的市場競爭加劇,讓一些資深的會計師或是單幹,或是跳槽,導致一些會計師事務所人員隊伍不穩。

  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和經理,須負責上市公司的財報審核工作,並在財務報告最終版本上簽字;而具體的審核工作則交給各個項目團隊負責。團隊負責人多數擁有註冊會計師資格,其他的會計師只要擁有會計師從業資格證,其工作也相對繁重而公式化。實際操作中合伙人與經理並不需要全程在場,而由各團隊負責人把控審核進度並進行重大事項彙報。一個會計師審核團隊只有做完一家公司的審計報告后,才可以接手另一個任務,但合伙人與經理則可以同時接手幾家公司的財報審核工作。

  會計師何小寶就不得不在風險控制與抓大放小中,不斷權衡利弊。在審計工作中,她需要進行各種風險測試,看發票、對賬,也要對企業重點部門人員做訪談,對企業的賬務做第三方核實,這些都要花費她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因為項目周期緊,何小寶時常要熬夜到一兩點才能完成當天的工作,然而這依然無法跟上領導要求的進度。於是,對於一些並不緊急的事項只好簡化流程,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提早完成審核。

  在一個財報季,何小寶甚至要完成三、四家公司的財報審核工作,這就必須對流程有精準到秒的掐算。她們曾經為一家上市公司做年報審核,這家公司此前收購了兩家企業,相關財務數據一直沒有理順,因而一再拖延審計。由於耗不起時間,且風控難以把握,何小寶的團隊最終取消了與這家公司的合約,白白浪費了她好幾周的時間。“後來聽說這家公司不得已,臨時找了別的會計師事務所,出價足足比我們高了三倍。當然時間緊任務重,還要承擔風險,可能就值那個價了。”

  會計師事務所的監管權主要在財政部手中,但涉及上市企業,證監會就會參與聯合監管,根據國家有關規定,不是所有會計師事務所都可以從事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資格。想取得證券業務資格,會計師事務所需滿足多項要求,其中包括註冊會計師不少於80人。一些會計師事務所在規模上無法達到這一要求,只好邀請註冊會計師掛靠在會計師事務所,這樣的會計師每年還能從事務所拿到一筆收入。

  如果涉及違法行為特別嚴重,會計師事務所和註冊會計師就會被吊銷資格。如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不在所里專職執業,但允許他人以自己的名義執行業務,就觸發了紅線。深圳正鑒會計師事務所便因此被吊銷了資格。也有的會計師只收集了會計報表未盡審計義務,就出具無保留意見的報告,被監管部門發現問題后,往往是會計師吊銷資格,會計師事務所暫停業務,因此註冊會計師的風險遠高於事務所。

  何小寶表示,在審計報告中,多數情況下是合伙人和經理簽字,其他項目負責人即使有註冊會計師資格也不願意去簽字。“收入的大頭是簽字註冊會計師拿,當然他們擔負的風險也最多。因為工作關係,我也認識很多證券公司的朋友,他們說自己是金融民工,我想說我們才是。上市公司年報審核完了,還有大批IPO和其他公司財報要審核,我們一年到頭有加不完的班。”

  提高審計違法成本迫在眉睫

  一些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會計師事務所審核出現關鍵性紕漏,原因之一就是違法成本較低。以康得新為例,證監會已經對其進行了頂格處罰60萬元,並對相關人員採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但如果不進行集體訴訟,投資人幾乎得不到任何賠償。

  宋一欣律師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60萬元的處罰在現行《證券法》中已經是頂格處罰了,但對於違法企業來說,威懾力很小。如果能按違法所得和違法情節進行比例處罰,執法力就可以大大增加。“我建議向違法上市公司收取大額罰金,追究上市公司負責人和審計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將部分處罰收入通過基金形式補償給受損的投資者。”宋一欣說。

  目前,證監會對類似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件均以“信息披露違法”為依據處罰,涉及責任包括行政責任、刑事犯罪以及民事賠償。對於會計師事務所的處罰中,處罰的額度要比上市公司大得多。

  國內八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大華會計師事務所,2018年被證監會處罰。該所在佳電股份2013年至2015年財務報表審計過程中,未勤勉盡責,出具的審計報告存在虛假記載。證監會對其處以沒收業務收入150萬元,罰款450萬元,同時對三名責任人給予警告及罰款處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曾因“2016年大智慧案”和“2017年步森股份案”而觸碰了“兩年兩罰”紅線,被責令暫停承接新的證券業務,於兩個月內完成整改,根據核查結果決定是否“解禁”。

  “兩年兩罰”制度要求會計師事務所在兩年內,在執業活動中受到兩次以上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不得承接證券業務,並應當自出現該情形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提交會計師事務所整改計劃表。

  而從國外來看,對會計師事務所的處罰則更加嚴厲。2001年,安然公司轟然倒台,參與財務造假、位居世界五大會計公司之列的安達信公司,也因審計工作中出現欺詐行為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罰了700萬美元,此後被吊銷營業執照。2002年6月,安達信被法院認定犯有阻礙政府調查安然破產案的罪行。從2002年8月31日起,安達信停止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雖然2005年12月,美司法部放棄了對安達信的訴訟,但安達信已樹倒猢猻散。

  印度證券監管機構在2018年禁止全球四大審計機構之一普華永道為該國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服務,這一禁令有效期為兩年,原因是普華永道未能發現已破產的薩蒂揚計算機科學公司涉案金額達17億美元的會計欺詐行為。除了吊銷上市公司審計資格外,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還責令普華永道退回1.3億盧比(約合200萬美元)的非法所得。雖然近兩年來,國內監管層對中介機構在證券市場的違法違規監管處罰力度已有所加強,但顯然“兩年兩罰”的紅線無法與禁業處罰相比擬。

  專家認為,補齊證券會計師行業的監管執法短板,關鍵是提高違法成本。從立法思路來說,也要區分“主動做假”和“被動做假”。即在司法實踐中,證券會計師事務所及從業人員對相關業務事項未履行特別注意義務,對其他業務事項未履行普通注意義務的,應當依法判令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文章來源:證券日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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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之殘酷、職場之複雜、社會之五彩斑斕,這是再多教科書和計量模型也無法解釋的困惑。

  近期,筆者參加了一個基金公司新銳提升計劃,針對新入職應屆畢業生融入公司做全方位培訓。不愧為國內頂尖的公募基金,清一色的名校經管院本碩畢業生,英語口語一個比一個溜,在校期間各種獎學金、證書拿到手軟,很多有海外留學經歷。職業規劃侃侃而談,但問到人生規劃時,多數稱沒想好,或片言只語。當然,首先要為公司創造價值,然後才是自我價值。

  但細看,這些金融精英們,貌似一個模子造出的薑餅小人,除職業外就無個性了。都在滔滔不絕地講個人優秀的學業,想給公司領導、學長們留下“我最優秀、我最拼搏”的好印象。筆者相信,這些輕鬆跨越高考獨木橋后,還能保持卓越的佼佼者,在職場上的狀態也差不離。因為,他們十幾年來從分數單目標導向的嚴苛教育走來,適應同樣單目標考核的社會並無大礙。

  就像熱播劇《小歡喜》中,海清扮演的文潔,一直在逼兒子方一凡“過一本線,考上大學”。但她其實沒有問過自己,孩子到底喜歡什麼、考上大學的目的是什麼,大學教育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喜好,到底有什麼關係。只知道,過了一本線,進入名校,可以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有房有車的“小小目標”可以實現了。而且,別人的父母都這樣,我這樣也沒錯。

  這就導致一個結果,從義務教育開始,一直到大學教育,知識點越來越精細、知識面越來越狹窄,不斷升級的算法和模型,將知識的難度推得越來越高。以筆者研究的經濟學為例,從大學到博士,不管是老師授課,看經典教材,抑或研讀各類paper,都是嚴肅但索然無味,知道有用但與自己工作、生活扯不上關係的所謂高深知識,如無差異曲線、包絡線、影子價格等。

  若是做學問,精細研究甚至“鑽牛角尖”都是鼓勵的。但是,對於我們這個市場化還待深化的國家,需要的更多是經濟學知識的普及,要培養的多數是應用型人才。學校教育階段由靈魂工程師裝進腦袋的東西,步入職場后要將這些東西投放到社會和現實世界。但是,現實之殘酷、職場之複雜、社會之五彩斑斕,這是再多教科書和計量模型也無法解釋的困惑。

  比如,為何學歷無法拿錢衡量,但學區房可以;為何搖號看起來公平,但解決不了車牌和房子的供應效率;為什麼模型測算的上市公司離退市不遠啦,但賣掉一套房子卻能起死回生;為何亞洲人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但卻不是最富有的;為何對非洲的救濟越多,但貧困和貧富差距難解。

  有一句經常被認為是凱恩斯所說的名言(實際出自英國哲學家Carveth Read):“大致正確比精確錯誤要強”。什麼意思呢?小到個人擇業、家庭理財,大到金融風險判斷,甚至一個國家破產,這些事件的影響因素太多、邏輯太複雜。學校教育、統計分析根本無法用上。但越是有生活閱歷,有社會調查實踐,有政治經濟綜合思維的人,其大致判斷比精確錯誤要靠譜。

  這就是為何暢銷書、網上經濟學課堂、音頻節目,比如通俗經濟學、生活經濟學等付費課程備受歡迎,有的賣出2000萬元的“天價”。當然,其中一些是二流的、碎片化知識,也有打卡的,但不可否認“回爐鍛造”的意義。反思看,分數單目標的導向下,學生眼裡的知識了無生趣,只是作為升學與求職必經的一座橋,其與複雜多樣的現實完全是兩重世界。

  在學校,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你只顧學習,爸媽會幫你代理一切。拿到名校的offer,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有名車豪宅,這是多少人羡慕的狀態!但想過沒有,這麼多人整齊劃一去走這樣的路,是不是不正常?在這個多元多維的立體世界里,在這個迫切需要解決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的國度里,在這個需要擔當而不是尋找風口、尋找捷徑的社會裡,更需要站得高、看得遠,掌握更全面知識、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表面精緻,內里利己的人。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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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判決有助於解決證券群體糾紛

  深圳可比照設立深圳金融法院,管轄深交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市場操縱等案件。

  上海金融法院在今年5月對“方正科技虛假陳述案”公開宣判,認定方正科技存在證券虛假陳述行為需承擔民事責任,在損失認定上,判決採納投服中心的損失核定意見;近日該案二審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被告上訴,維持原判,該案是全國首例公開宣判並生效的示範案件。

  早在今年1月,上海金融法院發布《關於證券糾紛示範判決機制規定(試行)》,其中明確在處理群體性證券糾紛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示範案件先行審理、先行判決;示範判決生效后,對平行案件(具有與示範案件共通的事實爭點和法律爭點的案件)原則上應先行委託調解,為此還通過訴訟費用經濟槓桿加以引導,同時明確在示範案件中引入第三方專業損失核定機構。

  投服中心對投資者損失計算軟件的第一大貢獻,是可公正計算投資者“買入均價”。要計算投資者投資差額損失,需計算買入證券均價,然而“買入證券均價”如何計算並無規定,實踐中有多種方法,由此也導致原被告之間爭議。應該說,移動加權平均法的計算結果最接近客觀真實,但計算量過於龐大,礙於計算成本很多法院不敢適用;而投服中心相關軟件“投資差額損失計算功能”可提供移動加權平均法和實際成本法兩種買入均價算法,有效解決了司法實踐痛點問題。

  第二大貢獻是可公允計算市場系統風險扣除。按規定,被告可不承擔投資者由證券市場系統風險等其他因素所導致的損失,實踐中,每個投資者交易情況各不相同,所受系統性風險的影響也不相同;對此難以單獨一一手工計算,司法機關只能對一個虛假陳述案件確定統一的系統性風險扣除比例值,這對部分投資者或被告都可能帶來不公。而投服中心計算軟件可單獨計算每個投資者受到系統性風險影響的比例值。

  有了示範案件判決,再加上投資者的損失計算有投服中心的軟件支持,其它平行案件的解決就有了堅實基礎。為此上海金融法院還推動示範判決與訴調對接機制相結合,引導平行案件當事人通過調解機制解決糾紛,比如,若在法庭審理前委託調解,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而申請撤訴,案件受理費可免收;若平行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拒絕接受依照示範判決提出的調解方案,且之後未能獲得更有利的判決結果,法院可酌情增加其訴訟費用的負擔部分。由此“示範案件判決+委託調解”機制,就成為解決平行案件的主要方式。

  當然,本案之所以在上海金融法院審理,或是因為方正科技註冊地在上海,按《民事訴訟法》第22條至第30條,絕大多數案件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擁有管轄權,也就是說,上海金融法院的“示範案件判決+委託調解”機制,在主板所能覆蓋的範圍,只包括住所地、註冊地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等被告,在此區域外上市公司虛假陳述,一般只能到當地中級法院起訴,解決投資者群體性糾紛就難適用上述創新制度。

  今年6月《關於為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規定,對因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引發的相關金融民商事糾紛和涉金融行政糾紛,由上海金融法院試點集中管轄;也就是說,科創板不分上市公司住所地,以上民商事糾紛統統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轄,這打破了案件地域管轄制度。

  筆者建議,應進一步深化拓展上述改革,可規定,對於所有上交所上市公司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民事賠償糾紛案件,均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轄,這有利於打破當前司法地方保護。另外深圳可比照設立深圳金融法院,管轄深交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市場操縱等案件。有專業金融法院的示範訴訟判決,再結合調解組織對平行案件的調解,這或是一條符合目前我國國情、有效解決證券群體糾紛的好路子。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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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天財富周斌:資產配置服務進入2.0時代

  近日,在恆天財富舉辦的第二屆818理財節系列活動上,恆天財富董事長周斌表示,長期投資比短期投機更安全,更有價值。

  當前,經歷過強監管、去槓桿、金融風險整治之後,投資者心態和行為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越來越多的高凈值人士更趨向財富管理機構的專業服務,投資思維也從單一投資向全面的資產配置思維轉變。周斌表示,在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期,建議投資者抓住新經濟投資機會,建立長期價值投資理念,做好資產配置。此外,還要認清自身風險偏好,關注機構服務能力

  回歸專業機構

  “中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期,新經濟釋放紅利,高凈值人群應該抓住新經濟領域的投資機會。”周斌指出,從宏觀大勢來看,中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階段,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將是大勢所趨。對標美國轉型經驗,低附加值製造業房地產行業、傳統基建產業鏈等周期行業成為夕陽產業大消費、高端製造、新能源三大朝陽產業將成為經濟新增長點。

  與此同時,中國財富人群的行為變化也發生了變化。高凈值人群更關注私人銀行的合規性、專業性及品牌影響力,投資向頭部機構集中,回歸主流專業機構,回歸“中國機會”,投資思維從單一投資到資產配置轉變。

  周斌表示,隨着財富市場發生變化,高凈值人群對金融機構提出了更高的專業性要求,需要機構具有四大能力,包括全面客觀的產品篩選能力、定製化資產配置能力、實際風險預警及控制能力、科技賦能下智能化和私密性的體驗。周斌認為,隨着財富管理行業進入規範發展階段,資產配置服務的2.0時代正式開啟。

  依靠資產配置

  在周斌看來,“財富不是比多而是比久。財富是求長,不是求快,快就是慢,慢就是快。”長期投資比短期投機更安全、更有價值。

  周斌認為,當下階段做好財富管理必須依靠資產配置。“值得提醒的是,資產配置不是簡單的理解為,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周斌表示,很多投資者對於資產配置,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看似是分散投資,其實是一種基本無效的風險管控措施。

  對於當下如何做好財富管理,周斌認為選機構的意義大於選產品的意義。他建議高凈值人士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機構來做,要選擇市場上正規、靠譜的 “四有”機構:機構有持牌、有完善治理結構、管理層有豐富經驗、員工有從業資質。

  周斌指出,選擇合規持牌機構是底線要求,但對於投資者來說,還遠遠不夠。“除了看牌照外,還要看機構的風控管理能力,團隊的穩定度,自身的投資邏輯和投資理念。最主要的是,還要看機構有沒有風險處置意願和處置能力。”風險控制能力是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據了解,恆天財富實行“管理人四層篩選體系”和立體式風險控制體系,並在內部監督層面建立了三道風險控制防線,還有完善的投后管理體系。

  此外,為了讓客戶能夠獲得長期穩定的收益和回報,恆天財富已上線“全生命周期”資產配置模型。該模型將根據客戶的投資需求、資產量級、生命周期、風險偏好、收益目標、投資限制等具體特性,為其提供定製化的產品配置策略,實現財富保值、增值。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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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披着微商外衣的傳銷套路

  感恩、格局、愛心、大善,這些字眼在他們嘴裏出現的頻率越高,也就讓外界覺得越可笑可嘆。

  近期身邊有好幾位上了年紀的親朋,不約而同地轉發起一些莫名其妙的商城“盛大起航”、“強勢暴擊”的鏈接,雖名字不一,但都是主打所謂未來電商、社交電商概念,點開寥寥可數的頁面,大多都是些可以歸類為“三無”的微商產品,但敢與知名電商比價。要駁斥與打假,還是要先捏着鼻子觀察與了解,耐心聽完了“創始人”的數節課,很遺憾,還不如機場書店循環播放的成功學最初帶來的震撼。

  以自稱外部名頭響的投資已經拿到了B+輪的某商城為例,創始人發布會一張嘴,草台班子江湖賣藝般的雜耍感撲面而來。出身貧寒,高考落榜,一定要在年底開寶馬回村,打臉當初看不起他的鄉鄰;個人奮鬥要往馬雲等知名電商傳奇靠,誰懷疑他就如同當初懷疑馬雲;要在美股或者港股上市(可能都知道A股混上市不易),要燒錢,至年前要燒6.8億,有零有整,煞有介事;高管團隊財富自由,不為掙錢為情懷,要帶“兄弟姐妹”、“家人”們做善事。多加幾個群,會發現這幾點已成創始人發言“標準”流程。

  不過戳穿其牛皮也不難,致命點在於新會員並不能選擇在這些三無商城上直接購物,而是得先從老會員處獲得邀請碼,註冊新會員,才能開始購物。設立邀請碼,很顯然不是為了限制註冊會員的人數,而是為了方便統計上家拉了多少“人頭”。會員的資質審核只有一點:299元、399元不等,購買指定商品。每推廣1名新店主入駐,即可獲得現金獎勵100元,一旦超過20人,黃金晉陞為鉑金后,每推薦一人再翻倍。一層一層下線累積起來超一定規模,鉑金升鑽石,號稱可以參與商城的業績分紅,做永久分紅股東。嫌這些流程慢,也可以直接花數萬元一步到位當鑽石店主。但是,這種交納一定額度的入會費或者購買一定金額的商品后獲得發展下線資格,計酬方式按下線以及下線的下線發展數量進行提成,傳銷、“拉人頭”模式可謂再明顯不過,難道都在裝睡?

  迷惑之處還是在於所謂社交電商的鼓吹,有了社交分享后,除了會員費提成,別人買任何東西另外還可以拿6%左右的傭金,號稱周邊發展20名親朋,每天買生活日用品,就可以小富。這就很fashion?這就與傳銷不一樣了?顯然自欺欺人,正常人哪裡下得了手買價格這麼離譜的三無日用品?到最後收益還是來自於拉人頭開店。因而不少店主表示,從自己加入該商城以來,拼了命折騰,收益也就在幾百元到千元不等,“月入10萬”聽聽而已,也就最上面幾個人喊得起勁。同時,該鏈接上線不到十天,其官方微信公眾平台就因涉嫌違規分銷而被騰訊進行封號處理。聯繫今年3月份,“花生日記”因涉及傳銷違法行為,被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責令改正,並被處以7456萬元這一目前中國社交電商領域最大的一筆罰款。這幾個同樣鼓吹社交電商,實質上疑似“拉人頭”的傳銷商被處罰也會指日可待。其實,與其信誓旦旦自己不是傳銷,不如直接取消那個299、399到數萬元的入會門檻,有本事直接商城開售有競爭力的產品拿傭金,自然會有人幫你口碑分享。與這一模式相近的“值得買”已經在創業板上市。

  令人不安的是,這些傳銷實質的微商套路,在較低的知識層級與商業素養缺乏的群體,尤其是女性群體中,有熾熱之勢。對於掌握家庭財務大權的部分女性來說,399元不算大錢,萬一呢?而對於一些學歷不高、沉浸於俗事紛擾的小微企業主來說,財經新聞一知半解,日常對外部世界的感知主要通過微信朋友圈,或者快手、抖音短視頻,但階層逆襲一直同樣是心底的呼喊。這一時不我待的逼迫感,催促着這些群體踉踉蹌蹌縱身商海。層層套路下遴選出來的客群,認知水平與消費習慣可想而知。言必稱“家人”,自己人坑自己人卻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感恩、格局、愛心、大善,這些字眼在他們嘴裏出現的頻率越高,也就讓外界覺得越可笑可嘆。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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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基金是實現價值投資的有效工具

  近幾年,A股市場出現了一種流派——價值投資派,不少人聲稱自己是價值投資者,價值投資或多或少成為一種深入人心的理念。其實最早將價值投資這個名詞帶入公眾視野的是沃倫·巴菲特。

  巴菲特的價值投資理念源於其老師格雷厄姆,他喜歡股價遠低於凈資產的股票,即所謂的“煙蒂股”。巴菲特在繼承老師格雷厄姆理念的同時,做了巨大的創新。他認為不一定要買入價格在凈資產之下的股票,只要公司足夠優秀且價格合理就值得投資。巴菲特投資的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追隨者效仿。

  然而對於普通投資人來說,“好公司+價格合理”是一個比較空洞的概念,公司的優良質地和合理估值一般都很難兼得,那麼兩者之間該如何平衡?通常高ROE(凈資產收益率)的股票一般會伴隨着高PB(市凈率),那投資這些股票是否是價值投資?這些問題其實一直都沒有標準答案。

  解讀歷史回測數據可以發現,表現較好的股票,其ROE普遍較高,可持續性強。但是歷史靜態ROE充其量只是這些股票的不充分但必要條件,未來的ROE同樣是重要條件之一。高ROE往往同時伴隨着高PB,如果未來股票的ROE能維持高位,那麼股價將持續上漲,如果企業盈利不能維持,就可能面臨盈利和估值的“雙殺”。對於主動投資者而言,想要真正尋找出下一個谷歌、下一個茅台這樣的公司極具挑戰,光看靜態ROE遠遠不夠,更需要深度調研,熟悉產業鏈變化、領先市場的銷售數據等等信息綜合判斷,這一點對投資者來說既是機遇,也是風險。

  但是對於指數投資者來說,價值投資不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成為一個可以量化的模型。當前市場上一些熱門的主打價值投資的Smart Beta ETF會在其指數編製時考慮多個價值因子,如股息收益率(D/P)、每股凈現金流與價格比率(CF/P)、每股凈資產與價格比率(B/P)、每股收益與價格比率(E/P)等。四個因子各有分工,股息收益率(D/P)和每股現金流與價格比率(CF/P)更多的是反映企業的經營質量,好的公司往往具有穩定的凈現金流和股票分紅,參考這些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近期“暴雷”的股票排除在外;每股凈資產與價格比率(B/P)和每股收益與價格比率(E/P)則是企業估值的指標,是尋找買賣時點的利器。通過這四個變量能提升找到“好公司+價格合理”股票的概率。根據回測數據,使用價值因子的Smart Beta ETF近幾年表現出色,大幅跑贏了對標指數。

  那麼價值因子是否會長期有效呢?當前在美國等成熟市場中,價值類指數基金在策略類指數基金中的規模佔比較高。截至2019年6月,美國Smart Beta基金總規模已達8.7萬億元(數據來自Bloomberg,由方正證券統計)。價值、成長、紅利這三類產品規模最大,三者合計佔到68%的市場份額,其中成長和價值類的產品都超過2萬億美元。這表明價值類指數基金業績在美國的可持續性強,在市場中有強大的生命力。

  反觀國內市場,一方面,從過去3年和5年A股的回測數據來看,Smart Beta基金中三個主流因子價值、成長和紅利中,表現最好的是價值,其次是紅利,最後是成長。另一方面,隨着近年來白馬風格的崛起,價值投資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展望A股後市走勢,從宏觀經濟角度出發,中國經濟仍然處於尋底階段,導致市場偏向價值投資。從當下的市場監管導向出發,資本市場去槓桿在持續引導市場向價值投資回歸,或更加有利於大盤價值股的表現。從市場交易結構的角度出發,近幾年機構成交佔比不斷上升,機構中長期資金往往對價值投資有更大偏好;從市場增量的角度出發,養老金、公募FOF以及MSCI擴容所帶來的增量資金,普遍青睞基本面較為穩定的價值股。

  “好公司+價格合理”的價值投資理念,遇上“紀律嚴格、透明低費”的指數投資,這都將助力指數基金成為實現價值投資的有效工具。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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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70年的創造與蝶變

  70年中國農村翻天覆地的巨變,離不開金融力量的執着創新,也離不開銀行業的貼身護航,更離不開社會資本的精準賦能。

  用艱難的信用創造改寫着農村的貧窮,用豐滿的金融供給強壯着農業的身軀,用多元的信貸模式對接着农民的需求……70年中國農村翻天覆地的巨變,離不開金融力量的執着創新,也離不開銀行業的貼身護航,更離不開社會資本的精準賦能,同樣還離不開資本市場的靈敏策應。

  信用社的立體與強身

  在整个中國金融主體陣容中,農村信用社是唯一一個與新中國農村同時邁步的金融機構,這一服務農村的草根金融組織最初由中國人民銀行直接領導,基本職能是通過社員入股方式吸收民間資金,同時兼收社會儲蓄。然而,由於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农民家庭經濟收入普遍微薄,且對新的金融事物存有心理抵觸,加之商業化儲蓄供給非常有限,農村信用社的融資半徑受到了極大的抑制,其面向農村的金融服務功能沒有任何起色。

  1979年農業銀行恢復了市場合法身份后,農信社也因攜帶相同的“農”字基因順理成章劃歸到了農行管理門下。到了1996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明確了向現代企業轉變的方向,農信社才從農業銀行的行政隸屬關係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民主管理的企業法人,農村信用社的市場化改革跨出了關鍵的一步。

  農信社自我改革的第一步探索以縣為單位的統一法人產權制度,這種制度構架雖然可以保障農信機構支農支小的職能定位不產生較大偏離,但“小法人”性質也部分限制了自身的風控、創新等能力,於是在縣域法人制建立與實施了約八年之後,農村信用社啟動了新一輪的管理體制改革,即將農村信用社的管理由中央交給省級地方政府負責,之後全國各地按照要求相繼成立了省級農村信用社聯合社。

  在省級信用聯社建立的同時,農村信用社也展開了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最終約用了5年時間,全國農村信用社集體改組成了農村商業銀行。資料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國有農村商業銀行1397家,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總數30.45%。

  建構多層次金融供給主體

  因農村信用社的羸弱,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農村金融的配給始終處於盲區狀態。但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寫了農村土地權屬關係,也導致了生產經營主體的重建,農村產業結構也呈現出多元化,農村經濟體量日漸壯大,相應地對金融服務提出了更強烈與更廣泛的需求。對此,完全依靠合作金融已經很難持續覆蓋所有的金融需要。

  動態來看,基於成本管控的驅動,自1996年農業銀行撤併縣級以下商業網點以及隨後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積極跟進后,雖然短期內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農村的金融供給,但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接踵而至,商業銀行的涉農服務功能也得以重啟。目前,除了農業銀行設立了“三農”金融事業部之外,郵儲銀行還搭建了“三農”金融業務管理架構,5家大型銀行和10家股份制銀行設立了普惠金融事業部或其他專司普惠金融業務的部門或中心,面向農村市場的條線化管理體制和精準化運營機制已然成熟起來。

  其實,當初國有銀行將業務重心轉向城市,一方面倒逼了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同時也為新的農村金融服務主體的誕生留下了空間,因此,作為繼農信社存量改革之後的農村金融增量改革成果就是村鎮銀行的設立。統計數據显示,至2018年底,全國已開業村鎮銀行1674家,總資產規模突破1.68萬億元。

  多層次、廣覆蓋與可持續是農村金融歷經70年厚積而成的真實鏡像。至2018年底,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鄉鎮覆蓋率達96%,涉農貸款餘額達32.68萬億元;當然,有一個數據值得特別注意,那就是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對農村的扶貧小額信貸餘額達2488.9億元,扶貧開發項目貸款餘額為4429.13億元,由此催生出了一個全球性奇迹。197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人口7.7億人, 2018年末減少至1660萬人,同期農村貧困發生率從97.5%下降到1.7%。

  多元化的“輸血”模式

  農業與农民的信貸風險在客觀上比其他產業與主體都要大,完全依靠金融機構的純商業化供給安排除了產生金融自我抑制外,也會衍生出相應的金融風險傳遞。對此,圍繞着實現高效化與無風險化以及便捷化的農村金融供給,我國創建了多種形式的“輸血”模式。

  “政銀擔”模式,即政府扶持或直接出資設立擔保公司,對符合條件的農業信貸項目提供擔保,銀行再發放貸款。該模式一方面將銀行與農戶“一對多”的關係變成與擔保公司的“一對一”,減少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發揮了財政資金的槓桿作用,同時降低了銀行信貸風險。

  “政銀保”模式,即保險公司為貸款主體提供保證保險,銀行提供貸款,政府提供保費補貼、貼息補貼和風險補償支持,達到財政、信貸、保險的三輪驅動。該模式既可以發揮保險增信作用,弱化對抵質押物的要求,农民據此獲得快捷優惠的貸款,同時實現政府、銀行、保險機構的風險共擔。

  “銀行貸款+風險補償金”模式,即由財政資金建立風險補償金,合作銀行提供無擔保、無抵押、低成本、簡便快捷的貸款,當出現不良貸款時,按約定程序和比例從財政風險補償金中予以補償。該模式的一方面弱化了對农民財產抵押物的要求,調動了銀行積極性,有效提升了貸款可得性,另一方面發揮了財政資金“以小博大”的作用,政府風險補償金通過槓桿撬動銀行貸款。

  “兩權抵押貸款”模式,即农民以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住房財產權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該模式賦予了“兩權”抵押融資功能,盤活了農村存量資產,也有效拓寬了农民的融資渠道。而為了消除“兩權抵押貸款”風險,全國許多金融機構還創設了“兩權+第三方擔保”、農村多產權組合抵押等多種信貸產品

  “農村互聯網金融”模式,即以互聯網為載體,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打破傳統金融模式的時間、空間與成本約束,提升農戶信貸可得性。目前除了螞蟻金服、京東金融等互聯網企業嵌入農村金融外,以新希望大北農為代表的農業供應鏈服務商,以海爾產業金融為代表的產業資本,以宜信、農金圈為代表的P2P網貸平台,紛紛進入農村金融領域,“三農”領域的互聯網金融總體規模超過了2400億元。

  魅力四射的農產品期貨

  相對於全球最早誕生的商品期貨,農產品期貨在中國受制於整個經濟大背景,雖然推出的時間要晚得多,但之後增量擴容的步伐卻遠遠走在了世界前面。自從1990年鄭州糧食批發市場邁開我國產品期貨市場第一步,目前我國期貨市場已經上市了24個農產品期貨品種,累計成交量29.83億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農產品期貨市場。

  作為農產品期貨市場的衍生品種,我國還創新推出“保險+期貨”模式,該模式建立在“農產品價格指數保險”之上,即農業生產經營者因市場價格大幅波動、農產品價格低於目標價格造成的損失可以獲得經濟賠償,而結合了“期貨”因素后,便可利用期貨市場分散價格波動的系統性風險。資料显示,目前納入“保險+期貨”的農產品試點項目超過了40多個,且由價格保險延伸到了收入保險。

  農產品期貨市場具有價格發現功能,即期貨價格所代表的是未來商品價格真實性、連續性變動趨勢,由此可以對利益相關者產生明晰與強烈的指導作用,如农民利用期貨市場確定生產規模;農業飼料公司利用農產品期貨限定最高買價;農產品經營者利用農產品期貨為客戶提供靈活的銷售方法,農產品貿易商利用期貨市場確定成交價格等等。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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